古代戏曲起自宋、元，至明代发展到高峰，&127;形成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和以沈景为代表的“吴江派”。
“吴江派”又称格律派，在戏曲创作上的主张：一是强调讽喻教化作用，&127;二是注重曲律，要求合律依腔，三是强调语言本色。因为持这一戏曲观点的戏曲家大都是吴江人，所以被称为“吴江派”。
“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沈景（1533--1610），字伯英，号宁庵，万历二年进士，历任兵部、吏部主事、员外郎。先以上疏获罪降职，后又因涉嫌乡试舞弊案被劾，于是告病还乡，家居三十年不出，致力于戏曲声律研究，并编写传奇剧本，自署“词隐生”以明志，故又号词隐。
在戏曲理论上，沈景撰有曲论专著《论词六则》、《唱曲当知》等，其套数曲《二郎神》集中论述其曲律见解，所著《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被推崇为南曲格律范本。他的曲论主张得到当时戏曲名家吕天成、王骥德、卜大荒、叶宪祖、冯梦龙、顾大典、沈自晋、范文若、袁于令等人的支持，被奉为领袖，从而形成“吴江派”，与同时代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成为明代戏曲的两大流派，对当时曲坛有重大影响。“吴江派”所重视的南曲，发展到后世即为今日的昆曲。
当时曲坛两大派别在戏曲理论上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吴江派”主曲律，“临川派”尚意趣，由此而引发了戏曲史上的两大派之争，对传奇创作和戏曲理论的批评有推动作用。“吴江派”对曲律的过分强调，束缚内容和情节的展开，因而其影响不及“临川派”。
“吴江派”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戏曲理论，除沈景外，尚有吕天成所著《曲品》二卷，主张戏曲创作容许“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重视戏曲结构，注意舞台演出特点。沈宠绥所作《度曲须知》，论述南北曲演唱技巧，为后来昆曲演员唱曲的依据。冯梦龙编的《太霞新奏》十四卷，所选南曲以“吴江派”作品为主，篇后有冯氏评语，大多指点作曲方法，间及曲坛掌故，具有实用性和研究价值。其中，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所著《曲律》四卷，被推崇为明代曲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成稿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又经十年增改成书，共四十章，论述南北曲源流、南曲声律、传奇作法及编剧理论等。评曲强调“当看其全体力量如何”，注意结构布局，重视情节发展的节奏，兼及人物脚色、曲词宾白等，初步建立起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的体系。特别需要指出的，王骥德论曲不掺门户之见，在其《曲律·杂论》下篇中对“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戏曲主张均有肯定和批评：“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诘屈聱牙，多令歌者咋舌。”可谓一语中的，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
在戏曲理论上，“吴江派”对后世的贡献是相当大的；而在戏曲创作的实践上，其成员的成就则高下不齐，比较突出的当数沈景、沈自晋和沈自征。
沈景的传奇著作有《属玉堂传奇》十七种，今有全本的只存七种，其余十种仅有部分残曲，其代表作为《义侠记》。《义侠记》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中的武松故事，从武松景阳岗打虎开始到上梁山结束，中间添有武松妻贾氏与母亲寻访武松，路遇孙二娘等情节。后世（包括现代）京剧、湘剧、川剧、评剧等许多剧种的《武松打虎》剧目都采用《义侠记》本子。
沈自晋（1583--1665）为沈景侄，在戏曲理论与实践上能兼“临川派”与“吴江派”之长，所著传奇《望湖亭》最著称。《望湖亭》写的是：书生钱万选在颜家开馆，被迫代主家相亲、迎亲，因天降风雪，只得先完花烛，在洞房苦熬三日，归后，被主家告于官府，县官将女判给他，后入京应试，高中状元而归，喜成婚配。作品被冯梦龙选编的《太霞新奏》推为压卷之作。
沈自征（1591--1641）亦为沈景侄儿，仿元人作北曲《渔阳三弄》（含杂剧《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种），时人评为明代以来北曲第一。
作为一个重要的戏曲流派，“吴江派”活跃于明末，入清后，“吴江派”便不复存在，但对后世的戏曲创作理论与实践，都有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