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罗洪漫谈巴金

近来每次去拜望九五高龄的女作家罗洪先生，她总要与我谈些巴金的往事。我知道，巴老的仙逝，让罗洪深感悲戚，说“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因为失去了心中最可珍视的文学老师”。为此她郁郁寡言了好多天。

那天午后，在暖暖的秋阳下，我又一次踏进那熟悉的罗洪寓所，见她正专心致志地阅读一份杂志，见我进来，罗洪的话头就从她手中的这册《苏州杂志》谈开了。她说，与巴金相识，是从苏州开始的。我颇感新奇，听罗洪缓缓讲述着，仿佛听年迈的外祖母讲那过去的事情。

罗洪记得十分清晰，那是１９３１年５月９日。那时，罗洪与朱雯正在热恋之中。一天，朱雯兴奋地对罗洪讲：一波说，巴金来苏州了，明天大家可以见见面。这个消息，让罗洪着实欣喜不已。当年，巴金才２７岁，却已是声望很高的名作家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已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分三期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家》正在《时报》连载，罗洪每期必看，一期不拉。心中对巴金崇拜至极。想到第二天就能与景仰已久的巴金见面，晚上她竟难以入眠。

朱雯说的一波，就是毛一波，是朱雯的文友。两人因经常为文艺刊物写稿而相识。一波早年曾留学日本，为报人与文史学家，解放前曾任《华西日报》主笔，《川中晨报》总主笔，著有《樱花时节》等。他经常与朱雯通信，其短篇小说集《少女之梦》出版后，朱雯即写书评，文中看法，颇得一波赞同，引为知音。１９２９年，刚入东吴大学就读的朱雯，与校外两位同样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学生陶亢德、邵宗汉一起，组织了一个文艺研究社，又创办了苏州早期新文学旬刊《白华》，一波就给朱雯寄稿，支持《白华》的创办，这让朱雯深为感激。此次，一波要与巴金一同来苏州，受好友杨人�账�邀，观看京剧演出，顺便到东吴大学看望朱雯。对朱雯来说，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这杨人�帐且徊ā�巴金的上海朋友，曾留学英国，时在苏州中学教书，后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著名学者。他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连续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等文章，引起热烈反响，讨论文章持续了两年多，终因《观察》的停刊而中止。杨人�栈挂涤喟�好京剧，以票友身份多次参加苏州当地的演出，颇负盛名。这次彩排，他特意相邀上海的毛一波与巴金到苏州来观赏。

这就是这次巴金苏州之行的缘由。罗洪记得，第二天一早，她与朱雯早早来到吴苑茶室等候，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巴金。“他当时戴着一副近视度不深的眼镜，神采奕奕，透露出一种哲人的智慧。初次见面，觉得他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毛一波和杨人�赵蚪衔�健谈。”罗洪后来回忆到。当时按苏州的习惯，大家在茶室休憩品茗，叙谈了好一阵。又雇了一辆马车，去游览了拙政园和虎丘。马蹄的�铸稚�和车轮的辚辚声，挟着大家的欢笑声，在空寂的田头路旁回响。从拙政园到虎丘，那一段路十分开阔，马车在这样宽敞的道路中跑得欢快，两边的垂柳不时地拂过他们的脸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春天气息。似乎可以想象，这群久居闹市的年轻人，确实感受了一次别有风味的郊游。５月１８日的《文艺新闻·每日笔记》上，刊过一则简讯，对巴金和毛一波９日到苏州与朱雯、罗洪同游虎丘诸名胜作了报道。回到上海后，毛一波还专门写了题为《春天坐了马车》的散文，刊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的副刊上，文章记述了大家在苏州的欢聚。

罗洪虽是上海松江人，但她早年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２９年毕业后回松江老家教书。第一篇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在《真美善》杂志上。两年后又来苏州，当一家人家的家庭教师，为一个读初中的女学生补课。但自从与巴金第一次见面后，罗洪深受鼓舞，更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连续写出了不少短篇小说。可以说，罗洪是在苏州真正开始了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１９３６年，罗洪与朱雯去看望巴金，向巴金谈起自己的写作情况，巴金听后，说可以将几篇小说集个本子，让他看看能否出版。当时，巴金正在主编《文学丛刊》，已出版了四集，计划出十集，每集十六本。作者中有文坛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等，更有不少当初没有知名度的青年作者，且大多没有出版过专著。过几日，罗洪就将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小说《儿童节》等几篇小说集拢后，再将《腐鼠集》中较满意的《迟暮》《妈妈》和《祈祷》三篇补进去，以《儿童节》为书名，将稿件交给了巴金。不久，巴金就来了回信，说准备编在《文学丛刊》第五集中。得悉这一消息，罗洪十分高兴，她以为巴金主编的这套丛书，在出版界、文学界及广大读者中，有很高的评价和声誉。能够编入这套丛书，“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儿童节》小说集，从交稿到出版，时间只用了四、五个月，在当时，可以看出巴金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效率之高。虽说罗洪在１９３５年出版过小说集《腐鼠集》，但时在战乱，未名书屋即将歇业，所以此书印数不多，流传就很有限。在罗洪心目中，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里的《儿童节》，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集。从此，罗洪在巴金不断的鼓励和扶持下，创作持续旺盛，她将巴金看作是文学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是带领她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位导师。

其实，巴金对苏州并不陌生。１９２６年，巴金就专程来过苏州，看望在东吴大学念书的三哥李尧林，还在学生宿舍住了一夜。这第二次来到苏州，却在巴金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在过了四十七年后的１９７８年，巴金给朱雯、罗洪的信中还写道：“我第一次看见你们在１９３１年，我和毛一波同游苏州，他把我介绍给你们。”可见，巴金是个把友情默记于心的人。

这次见面后，罗洪和朱雯与巴金建立了日益深厚的友情。当年放暑假时，他们两人相约而行，一早就从苏州乘火车到上海，去看望巴金。 待找到巴金的住所，已是上午十点多了。看样子巴金起床不久，刚吃过早点，准备工作的样子。一张书桌上，堆满书报杂志，只留中间很小的一小块空处，供他伏案写作之用。几十年后，巴金回忆道：“环境永远是这样的单调，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这样的描写，真是罗洪当年看得真切的场景。巴金当时正在写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春》。罗洪一边听他说着不完全能听明白的四川话，一边却因为怕打扰了巴金的写作而有些不安。谈话中，巴金得知他们下午就要乘沪杭车赶回老家松江，便站起来说：“一起去吃顿饭吧！”

罗洪记得，去吃饭的地方不太远，吃的是西餐，这是罗洪平生第一次吃西餐，令她终生难忘。吃着不甚习惯而又新鲜好奇的西餐，听着巴金谈着文坛上的新闻动态，罗洪觉得自己像个乡巴佬，而感到巴金懂得那么多，深为钦佩。巴金是个不善讲话的人，更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说话。但与友人交往中，可以看出他的热情与诚恳，有啥说啥。以后第二次去巴金家看望，他已经搬到楼下了。屋里的陈设则还是老样子。《激流三部曲》已经完成，开始写《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他们谈到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会邀请上海大道剧社来苏州作了一次抗日宣传演出，又谈到东吴大学学生响应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去南京政府进行了一次请愿示威等等。巴金听着，不时点点头。以后，罗洪、朱雯每次从苏州回上海，总要去看望巴金。

１９３２年５月９日，正是选择与巴金在苏州相识一年后的这一天，罗洪与朱雯在上海举办结婚仪式。巴金自然是他们的首邀朋友。同时来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施蛰存、赵景深、穆时英、陶亢德等。在这一场合，巴金第一次与施蛰存见面。以前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巴金给施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稿件，亦一直由索非转交的。由于“一·二八”抗战爆发，沪杭、沪宁两路的火车停驰，罗洪无法去苏州教书，就抓紧在家乡安居的这一机会，准备有系统地补读一些书。此时朱雯亦正转学到上海，这样，他们与巴金的往来就方便多了。１９３４年，他们邀请巴金到松江一玩，去游览佘山风景区。当时去佘山的交通，只有小路。从上海到佘山取道松江最为便捷。他们特意雇了一条乌篷船，从松江向佘山进发。船在静静的水中航行，一路上发出轻微的汩汩声响，这让他们的思绪又回到了几年前坐在马车上，在虎丘大路上疾行的情景。两相对照，别有一番情趣。

以后不管在抗战中的大后方桂林、重庆，还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他们总不时地与巴金见上一二面，尽管有时匆匆一见。解放后见面的机会就多了。罗洪又与巴金的爱妻萧珊在《收获》编辑部共事多年，亦能得到不少巴金的信息。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萧珊被迫害致死。新时期到来，１９８１年罗洪、朱雯搬了新居，意想不到的是，过不久巴金不顾年近８０高龄，竟独自一人来到吴兴路上，登门看望了他们，令他们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不幸的是，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７日，著名翻译家朱雯先生，因突患脑溢血而离世。巴金失去了一位老友，罗洪失去了她终生伴侣，惜哉！

罗洪说，朱雯和她一样，与苏州有着深厚的感情。朱雯１９２３年春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书，一直到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抗战后才离开苏州，转到上海暨南大学，修完最后一个学期的几个学分。他的第一篇小说《清虚法师之死》是在苏州写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是在苏州编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漩涡中的人物》是在苏州脱稿的，第一次主编刊物在苏州，第一次翻译长篇小说《曼纳萨斯》也在苏州。更难忘的是，与巴金第一次相见更是在苏州。以后，朱雯的翻译工作一直得到巴金的指点和帮助，他译的雷马克《凯旋门》，列入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出版，在《凯旋门》的译后记中，朱雯写道：“我应该特别感谢李先生（即巴金，真名李尧棠），假如没有他对于原著卓越的鉴赏，以及对于译者友善的鼓励，我不敢相信，能使这样一个译本得到出版的机会。”不仅如此，巴金还鼓励朱雯将雷马克的所有作品翻译出来，编成《雷马克全集》。

这些年来，罗洪先前每年都要去武康路看望巴金，后又到华东医院去探望病中的巴金。只有后来她觉得不便再去打扰巴金了，因为巴金无法说话，无法与人交流，这对巴金来说，也是一桩苦恼事。去年适逢巴金百岁诞辰，罗洪特意去医院，送了百朵红玫瑰以贺百岁。在医院里，罗洪隔着玻璃窗，与巴金见了最后一面。巴老辞世，作协等有关方面为了照顾年迈的罗洪，不让她去现场送别。罗洪就在心里默默送走了文学前辈巴金。

同辈中人，已一一凋零。罗洪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帧集体合影，那是１９６１年，上海作协组织的新安江水电站采风活动时照的。照片上有巴金、萧珊、魏金枝、何公超、唐弢、柯灵、王辛笛、罗洪八人。去年，罗洪写了悼念辛笛的文章，说这张照片中存世的人还有躺在病床上的巴金与她。如今，巴金离去，八人中只剩罗洪一人矣，好不寂寞啊。

交谈中，罗洪讲到，多次想到苏州去故地重游，看一看当年与巴金相见时的吴苑茶室，不知现在面貌如何。无奈年迈体衰，恐难成行了。这一二年来，罗洪总牢记巴金的话，要多写些，多出些成果。所以，在刚出版了《罗洪散文》后，她计划中三卷本的《罗洪文集》亦已整理编定，可出版仍无着落，这成了罗洪心头的一个悬念。当今女作家中，罗洪年事最高且还在写作，这殊为不易。罗洪与巴金从１９３１年自苏州相识，其交谊深笃，历经风霜雨雪而绵延了七十四年之久，这在当今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罗洪比巴金仅小六岁，当属同辈作家，而罗洪始终尊敬地将巴金看作是文学前辈，可见巴金在罗洪心中的位置。在现今文坛上，有如此长而弥坚的友情，惟罗洪与巴金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