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1期
[总第98期]
2005年2月15日 出版
学海苦舟
陆承曜
郭绍虞先生的学术品德早已名闻全国，尤其在上海、北京等地；而苏州作为他的父母之乡，知道他名字的人，未必深入理解他的治学精神与学术研究价值。
书香育人才
绍虞先生出身于苏州清寒书香之家，其祖父乃前清举人；父亲鲁卿公虽未获过功名，却也经纶满腹，尤其写得一手好字。然而，他不求“功名”赋闲在家，但家无半分薄地又如何“赋闲”得起来呢？于是，为了生计他也难以“免俗”，外出谋差养家糊口。先后做过文书、校对、塾师等等，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绍虞先生从小就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有一次，父亲命绍虞到亲戚家借贷，刚进门，那家亲戚就敏感而冷漠地对他说：“你是来借钱的吧，就拿这一元钱去，以后……”小绍虞听了，不得已接过一元钱，头也不回地走了。从此，在他童稚的心上刻上了被人歧视的那种屈辱与痛楚，他更体会到稼穑艰难，由此激发起发奋自强的志气。
在苏州“蒙养义塾”读书时，塾师陆尹甫先生是郭绍虞的表兄，大不了他几岁，是个小有“功名”的青年人，受辛亥革命的影响，陆尹甫在教学中不重经学，着重以史为鉴，自选《纲鉴易知录》等为教材，并辅以宣传革命和爱国，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野心。小绍虞在陆尹甫先生的教导下，求知若渴，阅读面宽广，尤喜阅读明末遗民著作。课余时间，绍虞先生喜到裱画店、古玩铺、旧书摊上游览，赏鉴各种名人字画、文物古董以及各类古籍版本目录等等，他把这些地方当作了学习知识的“马路博物馆”“露天图书馆”。从“蒙养义塾”学出，他进了苏州一所工业学校学习。期间，为学校办过几期《嘤鸣杂志》，这为绍虞先生后来的写作与研究打下了基础。此后一段时间，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供他求学。
辍学后的郭绍虞，凭着自己文笔通畅之长，到苏州《苏报》馆学当记者，发表论文高谈国事，这是他从事写作实践的开始。而真正为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奠定基础的“学校”，却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其时他先在商务印书馆的“尚公子弟小学”任教，使他有机会遨游于“涵芬楼”藏书海洋里，尽情地探索和撷取自己渴求的“珍奇”……那时茅盾先生也在商务印书馆，由于两人志趣相投而结成莫逆之交；茅盾德行成为郭绍虞思想发生转变的关键人物。
绍虞先生从尚公子弟小学考入进步书局，凭自己的知识才华参与编辑《历代文评注读本》《历代诗评注读本》，因当时规定“年轻资浅的后学不够格在出版物上署名”，他作了很长时间的“默默奉献”，但这丝毫不会影响绍虞先生不息的进取心。后来，由他独立负责编注的《战国策评注》，即是初露锋芒的明证，从此他的空间里有了拓展的阳光，他后在上海爱国女校、东南体校兼课。是时爱国女校非常重视体育，而“东南”又本属体专，由此绍虞先生兼教体育史，他为编一本系统的体育史教材，在“涵芬楼”翻阅大量古今史料，最终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并于１９１９年正式出版，第二年又再版，社会反响很大，后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
辛苦做学问
１９１９年，郭绍虞像千千万万青年人一样，跨越旧垒追求科学，向往民主迎接阳光，他毅然来到北京，一面为《晨报》写稿，一面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这时期他苦攻英、德、日三国文字，潜心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与拜伦以及莎士比亚等外国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他翻译的《马克思年表》刊在北京《晨报》上，是中国最早关于马克思的资料，为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价值。
绍虞先生对学习研究肯下功夫，他遍览古典文学宝库，又立志攀登现代文化研究高峰，“我将上下其探索”而笔耕不辍，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他曾在《晨报》发表了十多万字的《艺术论》，成为站在新文化运动前列的战士。他擅长古体律诗，但是时受社会影响也爱好新诗，在北京相交了不少具有新思想的朋友，瞿秋白先生即是其中一位。当秋白先生以《晨报》驻苏联记者身份派赴苏联时，绍虞先生曾作新诗《流星》相赠，以抒己惜别情愫。其后在郑振铎、朱自清等八人的诗集《雪朝》中，郭绍虞先生的新诗被收录１６首之多。１９２１年，胡适、顾颉刚两位学者慧眼识英雄，推荐郭绍虞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从此绍虞先生走上大学讲坛，时年才二十八岁。一个中学没有毕业、更未上过大学的人，以其自身丰厚的学养令人折服，不同凡响，用他自谦的话说起来“不仅没有大学毕业，中学也没有毕业，我到现在能有一些知识，完全是靠自学得来。”确实，先生是学海中的一叶苦舟，靠自强不息才到达了成功的彼岸。
在去福建之前，他和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１２人发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几次筹备会都是在耿济之家中进行的，文学研究会于１９２２年正式成立。之前，他与上海的茅盾先生，北京的郑振铎先生，以及苏州同乡叶圣陶先生等早已相识，茅盾先生是他在上海“尚公小学”执教时，同在商务印书馆相结的挚友，而叶圣陶先生系同乡故知，郑振铎先生是同为《晨报》撰稿而结识的。因此，是绍虞先生将茅盾、叶圣陶两人介绍给郑振铎后，成为研究会两位得力将才的。１９８１年茅盾先生逝世，郭绍虞先生在《文艺报》上发表“忆茅公”一文，提到“其时振铎、圣陶和雁冰尚不相识，是我做媒介，使我们大家结合在一起……”足见当年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倾向与热衷了。他到福建“协和大学”以后，仍与文学研究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并积极为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旬刊》《诗》月刊等撰稿，发表了《江边》《雨后》《矛盾》等多篇散文、新诗佳作，他的《照隅室杂著》中大部分是现代散文，在读者中小有影响。
绍虞先生的学术研究以古典文学为基础，又倾向于现代文学，凡现代散文、新诗等都是他注重研究的“对象”，他在回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后专研古典文学，他开讲关于中国文学的批评，“开始钻进了象牙塔，故纸堆……那时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并不多，从全国来看，恐怕只有南京中山大学才开这门课”，因为这是一门新课，没有一本完善的教材，只有中华书局的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绍虞先生讲课必须自编教材。“我只是一个追随者……饮水思源，始终难忘陈先生的启迪”。绍虞先生非常谦虚，只有他始终坚持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和研究工作。
他首先从各个历史时期切入，认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不同，文学史是艺术，文学批评是学术，文学史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而文学批评史一方面要注意文学批评情况，另一方面要注意哲学思想的盛衰，要抓住这两重关系作为分期标准。若以文学史或中国通史来分期也未尝不可，但未免流于一般了。绍虞先生为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创新思路，他集顾颉刚、刘师培、王国维等大家之长，撷取“涵芬楼”藏书精华——通览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专著及宋代诗话、清代诗话……尤对《文心雕龙》深有研究，他认为《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方面最有价值的著作“伟大而思精”。
同时，他认为语言是文学艺术的第一要素，它可以沟通语言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因此对“永明声律”甚至谚语等都有研究，这亦成为绍虞先生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翔实资料。在拥有大量详实的资料后，他淘沙拣金，提要钩玄，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从中理出文学批评的规律，组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如在周秦“诸子学说”中本无文学批评的说法，而他则认为诸子之间的不同看法就是文学批评的萌芽；到了魏晋南北朝，遂有文学批评的风气及文学批评的专著。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重要性在于“能吸收诗人之论，以发挥先哲之诰，所以会益后生之虑”。有人认为“这是复古思想”，但先生却肯定地指出：“这样说法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那巴政变记》中所说‘穿着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重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所以不是复古，而是启新。”他特别分析《文心雕龙》中“风骨论”的内涵：“必须有内容的言，才能有骨，只讲形式技巧是不会有骨的，必须一往情深，蕴结于中非吐不可才能有风，勉强敷衍成篇，是不会有风的，有风有骨才能有力。”但凡探究一个文学批评问题或一个作家的文风问题，绍虞先生的认识观点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据实深挖其内涵，给予一个辨证的、公允的评论。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述：《文心雕龙·序志篇》之注述以前各家‘各照隅室鲜观衢路’，而在我呢？愿意详细地照隅室，而不能粗略地观衢路”，因此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室名“照隅室”，因绍虞和“照隅”音相近，他更认为“取以自儆，恰正合适。”
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开创期间撰写的专著，有其独到的见解，纵向能注意前后的继承与发展，横向能注意到同时代文论、诗论相互影响与关系。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文学批评史一科的奠基石，现被列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著作。
绍虞先生除治学著述之外，他的书法根底也相当深厚，抑或还是出之家传他的五世祖根梅公曾以书法著名，传至父亲鲁卿公同样擅于书法，郭家故居的窗纸都为鲁卿公的手笔，为老屋平添满室墨香。绍虞先生深得家传熏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的书法就卓然有名，其字体清秀隽雅，即使到了晚年，笔锋仍健，曾有书法家这么评论说：“白石老人的画愈老愈辣，郭老的字则愈老愈秀。”他不仅善于书法，而且精于书法理论，在上世纪３０年代，鲁迅和郑振铎合编了《北平笺谱》，特请沈尹默先生题写书名，郭老手书序文，成为书坛珠联璧合的佳话。他反对书写怪奇之体，眩人耳目，他曾写诗一绝，以表示他的观点：
书法小道本平常，稍涉玄微转渺茫。
悟到我行我法处，随心弄笔又何妨？
到了晚年，双手颤抖，他就以一塑料圈悬在天花板下，将右手伸进，以稳定腕力从而坚持作书。
清节显精神
如果只谈绍虞先生的出身与学术，还不足以勾划成先生的整体，绍虞先生所以是绍虞先生，他自有一种让人们可以理解也不可理解的气质，那就是他的立身行事。在平凡的生活中，他真正能做到尊老爱兄，团结和睦。鲁卿公清寒传家，深深地盼望着能安度一个晚年，先生也深体亲心，自己节衣缩食，赡养父母却很丰盛，他的哥哥郭济唐也是一位有学养的中学教师，他们之间更能互通有无，悌爱深深。先父陆尹甫是绍虞先生的表兄，又是老师，但他平时从不称兄，而是以一种尊敬的口吻称之为“先生”，先父有时去上海，先生夫妇始终热情招待，夫人张方行女士更是揣摩先父口味爱好而烹调各种菜肴。绍虞先生不仅对他的父母、弟兄、师长能做到孝悌、尊师，而且对故旧之子也是关心至深。例如鲁卿公有一挚友的孙儿名吴树德，是一先天聋哑人，又是孤儿，先生对他关心备至，解放前，想方设法介绍他到开明书店印刷厂当排字工，解决了他独立生活的问题。解放后又鼓励他入党，后来果真不负先生所望，如愿以偿。并且几十年来书信来往不断。
虽然在平时看来，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那么地平易、温和，但一旦当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那就凸现出一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义凛然的精神。例如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先生就始终坚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在完全背瞒先生的情况下，日伪“华北作家协会”竟将他的名字列入委员的名单，先生知道后，一反他平和的常态，他不顾安危，愤然去信责问，日伪作家协会也奈何他不得，只能去信道歉而删去名字。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宁守清贫，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有人写文章讥讽他，他就写《高调歌》以回击，用来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当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伪为了胁迫先生任教伪北大，竟将他关押二天，获释后，他就在燕京大学讲坛上上了“最后一课”，朗读了《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先生悲歌当哭，满座学生都唏嘘不已。接着就南下回苏，为了生计，不得不奔走在生活线上，他曾在上海圣约翰、光华、大夏大学等校兼课，然而由于子女多，还是不能解决生活上的拮据。但他自甘清苦，安贫乐素，以淡泊而明志。１９４４年，他的长女郭信和（解放后曾任巴金先生的秘书，１９９９年病故）和我才进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他常来看望女儿和我，那时，先生已是五十多岁了，经常穿一件灰蓝色的长袍，布衣粗袜，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朴素无华中另有一派学者风度。他每次来时，总要询问我们的学业，或者静听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笑谈学校情况，有时他也会眯起眼睛哈哈大笑。他临走时，也总要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为数很少的零用钱给信和，还要一再叮咛：“要节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又积极投入民主运动，１９４７年，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任同济大学联谊会分会主任，因此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有一次，我去看望他，谁知人去楼空，邻居说他搬了家，其实是为安全计已转移他处了。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先生仍不忘著书立说，不但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还著述了《学文文论》、《语文通论》等学术著作。
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接见了一批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先生自然在内。后来他又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从此，他多次修改旧作，著述新作，讲坛、文坛都有先生深深的足迹、幽幽的墨香。《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是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完成的，其后又校释了《沧浪诗话》，１９６２年，他又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７８年间，编撰了《清诗话》与《宋诗话续考》，上世纪８０年代又出版了《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下册。
先生在抗日战争中能坚守民族气节，在文革的艰难日子中，也能力顶“四人帮”的胁迫，例如他本在修订《中国文学批评史》，但为了不愿为“四人帮”效评法批儒之劳，所以毅然暂时放弃修订《中国文学批评史》，改写《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因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总不免要涉及这类内容，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们无隙可乘，这才保持了他正确的立场观点。不但如此，绍虞先生的一生还是不断追求理想的一生，早在１９５６年先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读毛泽东同志《矛盾论》后，曾写诗一律：
犹是当年笔一枝，却从旧说获新知。
固应学问无穷境，真信马列是我师。
利剑磨时兵有刃，春蚕老去茧多丝。
芸窗细把崇论读，矛盾分明更不疑。
写诗至此，先生进一步参透了人生，所以他还想磨剑，还想抽丝，不知老之已至。人至暮年多病，甚至卧床不起，但仍要命他夫人备一木制小桌，放在棉被上，然后自己伏板写作。因此，先生的治学意志与人文精神如汩汩清流，在历史的长河中仍是不息地流着。
人们常说，一个男子的成就，背后必定有一个女子的支持。绍虞先生的成就果真如此。先生的夫人张方行女士毕业于早期的上海民立女中，曾先后在福州女子师范等学校任教。后都因先生工作调动才居家专搞家务。她有文化、又有工作能力，能深深体会到丈夫的人生价值是什么？所以除了上奉二老，下抚子女外，她既是先生得力的特别护士，又是称职的贴心秘书，除了先生的生活起居外，她密切注意他的健康状况，凡是服药与饮食都随着先生的健康状况而有所增减。先生在病中，午夜还为他作按摩……她为先生誊写文稿不出差错，尤其在先生晚年时，由于双手颤抖，字迹不清，只有夫人能辨别先生的字迹，一字一句地揣摩，然后誊写成端正的文稿。绍虞先生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的《自序》中就提到了“本书由妻子张方行、助手楼鉴明同志协助整理，谨致谢意”。《照隅室杂著》那是在先生逝世后，由夫人一手精心地整理旧稿，编辑成书的，这也是夫人对先生最后一次的支持。凡有先生的亲友来访，她都热情招待，使大家满意而去。凡先生晚年的一些书信作复，也都由她代劳。在燕大时，日伪上门，文革中，红卫兵“光临”，也都由她顶着，对先生起着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在绍虞先生洋洋大观的作品中，也浸染着他夫人的汗水。
最后还有一件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小事，那就是在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３日，见《文汇报》载先生逝世的噩耗后，我即拍去唁电的第二天上午，有邮递员送来一个牛皮纸包裹，上面赫然几个大字：“上海郭绍虞寄”，当时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拆开一看，原来就是先生最新出版的《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下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不忘教诲后辈，此情此意，怎能忘怀？这是一份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又是我吮之不尽的知识乳汁。（图片资料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