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幅字给我的悲喜

这三幅书法的作者是两个半苏州人。一、叶圣陶。叶老为苏州人，当不会有异议；二、俞平伯。有人会说他祖籍是德清，居住苏州时间不长，但他生于苏州；三、沈从文。由于锲而不舍的努力，获得苏州半子的身份。

得叶老的书法于１９６１年，一下子就是两幅。以前尽管见过，皆宴请场合，谈不到书法。

１９５６年“二百方针”高唱入云，省里决定创办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刊物《雨花》，主编为施子扬（任何），他参加过土地革命，坐过牢，有本小说集，得到茅盾和王任叔的关心。现在要他当主编，对于这难而且忙的事他只愿挂个名，他心在写作。我和施子扬以前一起工作过，私交较好，有话直说。他向我说明，他不管此事，一切由我。当时的领导钱靜人也找我交代：“老施为人，你也熟悉，刊物的事就全在你的身上了。一句话：根据领导上的方针办，谨慎、小心第一！” “二百方针”这一针的入穴，对各种人的激发，大有不同。１９５６年末，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艺刊物编辑工作会议，在周扬的报告里，听到中宣部已委托巴金、靳以创办一个《文学季刊》型的大型刊物。这个内容不待我的传达，已在江苏许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中盛传，即在南京一省一市就有奇峰两座，拔地而起：“探求者”与“江南草”。初生之犊气壮声宏。钱静人陡然一惊，经过深思熟虑后，一面有所部署，一面召开座谈会。与会青年情绪热烈，设想丰富。钱静人最后却说：《雨花》已经创刊，邀请大家来乘这辆公共汽车。对于这公共汽车，大家也认为自有其需要，但岂能满足初生之犊志在独辟蹊径正准备万里之行的宏愿哩？这以后的鼓噪而来的结果，或偃旗、或流放而罢，就不必说了。我要说的是：在轰轰烈烈中，也有虽窃窃私语却颇能使人耸耳警觉的“传闻”，语言的轻重不在音量，旧例在前，非同小可，也就只有屏息以待了。

使人忐忑不安的原由是：“探求者”不仅“揭竿而起”，且订立了一个“章程”。这“章程”又被急于“站队”的人立即直呈北京。不久就听说这宝贝竟到了康生的手里，并传康看过后对其左右说：“听说这叶至诚是叶圣陶的儿子？嗯、嗯、嗯……”南京也有人说，这“章程”里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话，这话出于《庄子》，岂是如今二十出头的青年能懂得的？此公却不知这些小青年是从鲁迅的文章里看来的。总之，都认为其中有人，是否欲呼而出之？得之“传闻”的仅仅如此。这在目前，年轻的闯将们可能会说：“看他能做出什么文章来！”但在１９５７年“反右”狂潮中，对于临风而立的人，所感到的分量，就非今日所可想象的了。叶圣老虽“五四”新人物，尚重古道，不知那几年，曾南回扫墓否？

１９６１年，管文艺工作的两位领导人都下基层去了，我被留着搞所谓的重申“二百方针”。对于代表性人物一一登门拜访，邀请聚会，所好前几年我似乎还未同人翻脸，也还不太尴尬，只是嘴脚疲劳而已。一天，吴天石同志忽来电话，说某日叶老将来南京（叶那时是教育部副部长），问文联、文化局晓得吗？我一了解均未得消息。吴说，以前他来，都是副厅长去接，这一次我要去，你和我同去。到时将叶老接到与南京饭店同等规格的福昌饭店，已时近十一点，吴要我约叶至诚、姚澄两位同来吃饭。叶老一听忙说：“不能大张旗鼓。”吴说：“就是我们五个人，没有外人。”吴和我大概都跟着开明书店走过一段读书的路，吴在中学教书时，看来曾用《开明活页文选》当教材，那时我刚刚淘到一本开明的旧书、宋云彬的历史小品集《玄武门之变》。席上说起，叶至诚说：“这本书我早丢了。”我说：“你要，给你。你给我的书多。”吴问：“你们常交换书？”我就说了一个情况：似乎是１９５７年“反右”初入高潮时。我当时的家就在机关里，忽见一处屋檐下堆着几麻袋的书，无人过问，听任风吹雨淋，打开一看，多是作者赠叶老的。我问叶至诚，那时他已在接受批判，正昏头昏脑。听我一说，想起来了，说是不久前从苏州家中拖来的，忘了。我说我替你收了吧，过了这段时间你拿回去。后来，我交还时，他说：“你要，你拿。”那时书之于他，似乎是另一世界之物了。我想这里面必有我久觅不到的宝贝。但不愿“趁火打劫”，只打开一袋，见有画册，虽印刷简陋，还是拿了戈宝权编的高尔基和普希金画传和印得稍好的葛一虹编的《苏联木刻》。至诚说：“不是你帮助处理了，这近千把本书早浸水烂掉了！”说完叹了一口气。叶老听着微有责怪之意地看了儿子一眼。所以席间不乏可说的话，如谈家常。接近散席，吴起立举杯祝老人健康，并说希望常回来看看。吴大概小叶十岁，我又小吴十岁。我也为两位小辈的杯子斟满，起立祝他们创作、演出更上一层楼。心惊肉跳，神烦意乱都已经过去了。这顿饭，吃得尽欢。这都出之心重人情的天石的安排。天石离座说下午有个会，他先告辞了。叶老回头对儿子、儿媳说：“你们要上班，回去吧。”叶老又问我：“下午你有要紧的事吗？”我说：“都是可以在明天做的。”他就说：“那个煦园（注一），我没有去过，我们一起去跑跑。”他和吴都是大酒量，喝得不少，精神还很好。

进园门一眼就看到翻刻的俞曲园书张继《枫桥夜泊》诗碑。老人说，他乡遇故知，真像回家了。走近石舫停步，仔细端详了一番。我说，曾九（注二）一把火，天王府只有这劫余了。叶老问：“不是传说洪秀全葬在里面吗？”我说：“听说曾家进南京后，曾经将洪的尸体挖了出来，经过曾国藩的“目验”。但没有提到石舫。现在看这石舫，也无一点损伤。“石舫藏尸”的传说看来是不确的。”叶老点头说：“石头船就能帮他逃过千刀万剐了吗？洪秀全晚年再糊涂，也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过了石舫，我指迎面砖墙说《天发神谶碑》（注三）就在那里，他说这倒要见识见识。他仔细看了说：“人说阮元、端方附庸风雅，能把别人破坏了的，保护起来。对于这些大官，以少量的钱做些有益的事总是好的。”看过又到后面兜了个圈子。民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住所不开放。我告诉他，这里面只是旧式两层三间房，陈设十分简单。他说他也听人说过。一路谈兴很好，只是一件事使我难堪。老先生边走边问我路旁野草闲花的名称，我几乎十之八九缴了白卷。虽然从小常听到“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的教言。童年时不去农村，除了乘船去扫墓或偶尔到厨房转转或在饭桌上，也只识得荠菜、马兰头、黄花菜。还有就是家中墙角生长的马齿苋了。叶老对我的无知面现宽容的微笑。结束这一话题后，又说起洪秀全藏金的事，老人说古代围城内掘地藏金是常有的事，不知曾九和别人挖到的传说是真是假。我答，曾家若因此暴发，也密不通风，除少数共事的几个亲信。前些时我们倒曾见到一些痕迹，结果白费了劲。是工人作家刘国华动手的，他有的是力气。分手时叶老说：“过两天有空时，到我那里去一下，我给你写幅字。”结果得到两幅，另一幅不记得让谁要去了。１９７８年叶至诚去北京，因为字幅还有余地，我托他请老人跋几句。听说老先生一见很高兴，说是劫后犹在，说明了他的真情，当即跋了。这是一。

再说从小读俞平伯先生的散文，与读叶圣老与朱自清的文章给我的感觉不同，后来在批判俞平伯的风潮中，我读了他有关《红楼梦》的著作，却增加了对他的亲切感，超凡出尘的高雅的贵族感因而淡薄了。人只见过一次，不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哪一年了。在苏州因事去评弹团，团址即原来的曲园。事完出门，迎面似乎是陈鸣树陪着一位常可见于里弄的矮老头将进门。陈当即对我说明这是俞老，我忙表示了敬意，陈又说了我是做什么工作的。老人抬头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下，似乎略一颔首。我肃立一旁，让他们进门。此一见颇符合我从前的想像。此类风格的前辈也曾稍有接触，并不奇怪。当时，我忽然想也随老人进去，听听他对故居的观感和对曾祖、父亲又会说些什么。再一想这恐怕是这位老人极不愿意的事，也就罢了。

１９６２年春，我接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吴以京的电话，说他碰到一件棘手的事，只有我可以解救他。事情是当时流传毛主席说了一句话：俞平伯此人，学术思想是错误的，人却是个好人。江苏出版社不知是谁，跟得真快，不管这位老先生虽是好人，但有无适合当年省一级出版社可出版的著作？就派人赴京组稿。恰巧俞老手上正有新作，编辑拿回复命。负责人打开一看竟是绝句十八首，诗题很长为：《题顾颉刚藏〈桐桥倚棹录〉兼感吴门旧踪绝句十八章（并序笺）》。一见之下，目瞪口呆。即使内容适合，这十八首绝句加上序笺，也难成一书。

这件事是这样来的：当时顾颉刚先生回苏州，偶然买到一本书。作者顾禄，书刊于道光二十二年，距苏州沦于“太平战役”仅二十年，“传本极稀，亦未见着录”。但记战前虎丘山一带山水、市区、民俗等等很是详细。咸丰十年，太平军将至，清军纵火坚壁。这苏州重要地区之一的山塘全毁。因此山塘旧日盛况就仅见于此书了。顾得书大喜。回京后请俞老题记。老人于是作此十八首绝句，并于每首前后引其它书中记有山塘旧事颇多。其中且有俞氏前代与此有关事迹。这诗与注“堪补旧志所未及”。看来老人作诗时追索并核对了有关旧籍和传闻。很化一番工夫，并非泛泛应酬之作。老实说，即在１９６２年前期，此稿也只有交《文物》一类刊物，尚较合适。其时江苏出版社的出版方针，与之实有颇大距离。即使在我尚能擅作主张的当时的《雨花》上发表，虽不至于被指责为倒退复古，引起许多人“刮目相看”则是必然的事。稿件在我手里，我考虑已经答应吴以京尽量设法，且我本人对这一类内容，也并非兴趣不大，加之编辑部同志尚无坚如铁石的脑袋。即有顾虑，也不至于公开反对，于是我以两页多的篇幅发表了。

叶至诚答应将他父亲三首词的手迹带回加跋时，我忽然想到他说过，这段时间这两位苏州老乡常常相聚闲话。１９６２年俞老的十八首诗，是以极为雅洁可爱的小楷书写的。当时在文联传观多时。看来俞老决不松手，连来两信催索。只得挂号寄回了。此时想起前事，就问至诚能否乘便请俞老写一条幅。至诚一听双手直摇说：“早宣告封笔，此事办不到了！”我忽灵机启动不无夸张地说：“为这十八首诗，‘文革’时我还给批了一通哩。”事情是有的，只是一个人也是“没话找话说”以完成批判任务，在大会上说了几句：毛主席批判过的俞平伯的旧体诗，他都当宝贝坚持发表。而且说的都是古董。此人提出后，也无别人响应。只是口水乱舞中的一星唾沫而已。当时单位里对我较为了解的同志，看来想把我界定在受旧文化影响较深的范围内。这就是一例。是仅仅触及皮肤的事。叶至诚在京对老人将我因他而挨批的事不无夸张地复述了一番。想来这位正直的前辈读书人，听说一怔，真当成一回事了，立即站起来说：那我应当写！于是我得到这幅俞老在宣告封笔以后所写的一首姜白石的七绝。我并不是着意收集字画的人，对俞老的字，虽然极为爱好，当时也不过兴到时的一句话，不料老先生竟如此认真，所以将虽非以书法家名世的叶、俞二位老人的墨宝，作为纪念品从叶至诚手里接过来时，我颇为老人们的真诚所感动，这感动激发了我的望外之喜。喜的是这类前辈的值得信仰的风格。这是二。

像我这样一个做机关工作的干部，“文革”前得与这久不当令的半个苏州人的沈从文先生聚会，也只能是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的事。他偕夫人张兆和女士去井冈山后回京过宁，准备小憩几天。省委宣传部要我去接待。我对沈这个人的观感复杂，并非事事都有好感。对他的创作则因别具一格，很是喜欢。大概由于我是官方派去的，夫妇二位有一种正规的礼貌。沈告诉我，去井冈山是周扬的意思，希望他能因此写一部以中央苏区为题材的作品，我没有好问，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只是对他创作的成就表示了敬意，告诉他我原藏有他的书早已被日寇抄没。解放后又陆续收集到八本，其中《湘西》就有“商务”和“开明”两个版本。他如有散失，我倒还有，可以相赠（去见他以前在家里翻看了一下）。他听了这些话，先是一定神，接着很谦逊地表示这些东西实在没有什么保存的价值，让你费力了，惭愧，惭愧。经过这段对话，以后彼此精神上都放松了。我问他，南京有哪些熟人准备见见面，我可以为他联系安排。他说熟人是有些，只想去看看傅抱石和罗尔纲。我说傅老我们同一单位，你不必去了。由我同他约好，派车子接他过来。罗先生，我不熟。可请有关单位与他联系。我对他的字一向也有好感，就说想请他写幅字。他说我那几个乡下人的字，你居然有印象，那我大胆献丑了。向饭店借了文房四宝又请人代买了宣纸。因那几天，正有别的事不能脱身，仔细作了安排，我几天没去。

几天后再去时，在外间碰到沈夫人。沈夫人也许因为我是沈先生创作的热心读者，也显得亲切。她说：“他昨天为你写了一整天，写满一张宣纸。”一听，我真不胜惶恐了，说：“我只要求一个条幅的，怪我忘了说明。”张说：“他在井冈山作了一首古风长诗，准备回去先交个卷，正好写出来，先请你看看。”沈听到声音拿了字出来。我一看墨晶满纸，字字显出功夫，大费他精力了，忙连声道谢。

“文革”开始照规矩抄家，单位里三派多数人，对我的态度比较一致。抄家，实际上是替我作了整理，归拢到一个小房间加了封条，防护起来了。只取走几件书画、信札、日记，那是为了审查的需要。

到了１９７１年下半年，即对我素昧平生，原把我看为污水坑的人，大概也觉得水尽底现了。劳动量也逐渐由劳累而趋向轻松，抄查物件随之陆续归还，那几天派我在养猪小组烧煮猪食。我心里明白这一项劳动一变即可成为“明火执仗”的。这表示那些宁可把人当作敌人为好的人，也已认为我并非兴到放火、顺手杀人的亡命之徒了。一面添草入灶，一边暗想：这五、六年来默默忍受着瞪着眼睛的辱骂、卖弄口才的嘲讽。甚至面对手执令箭，用尽心机企图将我赶下台，然后取而代之，存心作恶而却表演了义愤填膺演技的“英雄”，也只能暗藏鄙夷于心。现在有望刑满，心情本应轻松，只因觉悟尚低，还不能达到所遇不管如何苛严，都应当俯首认罪，绝无怨意。想到这些又不禁暗暗气愤起来。正在这时，走来一个我不认识的小青年，高叫我的姓名说：“你还有几件东西，拿回去吧！”我接过一个卷轴，心想还有一本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的日记。接过来一看，不是我的日记，却是别人的记录本。忙说：“这不是我的日记”。那小青年正要转身，随口说道：“大概与别人调错了。那日记你还要？记的都是你修正主义的罪行。你还不能一刀两断？倒是这幅字是歌颂革命历史的。记住！将来出去了，让你这样的人，生活在当前伟大的社会里、在伟大的领导下，要说有点用处，就只能跟着大好形势，随声附和凑凑趣罢了。歌颂，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听清楚了吗？”说着就转身走了。我看着他高视阔步的背影，心想这对我厉声训诫的、已练得心硬舌滑自以为已做稳了奴才而得意洋洋的人物，竟是个二十上下的青年。未来的中国将交给他们了，这使我大感悲愤。一时满腔怒火陡起，也不定神一想，随手就把这幅沈先生的虽也属歌颂，却内容有别且费了一整天的精力所作的恭楷，丢进灶洞里的烈火中去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汪曾祺因常给《钟山》写稿，回江苏，就会碰头。我去北京也有机会见面。曾想要他陪同拜访沈、张二位；但想倒自己给沈的不公正的“池鱼之殃”，见也尴尬，终于没有开口。

不知这长诗有未收进全集里去。

注一、煦园位于南京长江路２９２号太平天国府遗址西侧，也称西花园。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住于园内。

注二、曾九即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相传其曾挖得洪秀全的藏金而入私囊。

注三、《天发神谶碑》。三国吴碑，皇象书，字体参合篆隶，别有风味。原在南京孔庙。嘉庆十一年毁于火。此为阮元、端方的摹刻本。嵌于煦园西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