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91期]
2003年12月15日 出版
陆文夫 主编
再谈金圣叹
金圣叹历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当然不是完人，保留着不少传统的忠君思想；但是，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痛恨贪官污吏，敢于为民请命的人。他之所以被杀头，官定罪名是“上惊先帝之灵”，“目无法纪”。具体情节大概是，金圣叹等一批知识分子，在顺治皇帝死后趁着巡抚朱国治等官员们集体哀悼的时机，鸣钟击鼓，在文庙哭诉吴县知县任维初乱摊派赋税、乱罚款的劣迹。这位贪官，把裂开的大毛竹泡在尿里，用来痛打拖欠税赋的人，曾当场打死过人。他还监守自盗，盗卖仓库的粮米。吴县人恨透他了，因此有哭庙之举。参加的有百余人，围观的上千人。现场“群声雷动”，可见人心。同任维初狼狈为奸的朱国治坚决镇压，当场拘捕了十余人，最后以上述罪名杀害了以金圣叹为首的十八人。此事许多野史笔记都有有关的记载。《清朝野史大观》说：“呜呼，专制国官吏之淫威，文网之严密，文人苟非韬晦自全，鲜有不遭杀身之惨祸者，况放诞不羁之金圣叹哉”鲁迅《谈金圣叹》说，金圣叹被杀头，“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当时有民谣曰：“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后来朱国治在云南被吴三桂所杀，人们认为是应了这首民谣的预言。
我说大概是，因为一说金圣叹其实并没有参加哭庙；但又有人说那份揭露任维初劣迹的揭帖是在金家雕刻的。他所以没去哭庙，因为他已五十多岁，大家没叫他去。要真是这样，他岂不成“黑后台”了﹖总之，罪责难逃。
金圣叹本来姓张，参加秀才一年一度的岁考时，因“试文怪诞被黜”，于是改名金人瑞再参加秀才考试，捞得个第一名。他“愤时傲世”，“为文倜傥有奇气”，“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他升座讲学时，听众“摩顶膜拜，叹未曾有”，让别的讲学者被冷落。“遇理所不可事，则又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当教授程邑揭发任维初之时，他曾写过一篇《十弗见》，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批判任维初，并且还讥笑到朱国治。因此，他参加“哭庙”反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绝非偶然。有文章把事情说成他一心去吊唁有“知遇之恩”的顺治，刚好有人在那儿“寻衅闹事”于是他跟着起哄，甚至推想他很可能志在女道士面前出风头，不知根据何在﹖有人更荒谬到说，他是“大明亡后”“因痛哭而被杀”，更是异想天开，信口开河。他因哭庙案被捕后，在狱中上书，“为民请命，说多指斥一切”。诸如此类，官绅们怎能不把他看成“坏货”﹖
金圣叹称《离骚》等六本书为“才子书”，加以评点。其中最流行的是所批《水浒传》和《西厢记》。用今天的观点看，其中当然有错谬之处，他对宋江的否定，特别是架空晁盖一说，在“文革”中就很被大批投降派的御用笔杆们所利用。但是，对人很有启发的观点包括思想的、艺术的仍不少。仅就对贪官污吏刻骨之恨而言，他曾在评《水浒》时议论名为“知某州”的官员这个“知”字的知与不知的见解，就十分精辟：既然你当了“知某州”，那么，你的职责就是“老者未安尔知其安，少者未育尔知其育，饥者未食尔知树畜，寒者未衣尔知蚕桑，劳者未息尔知息之，病者未愈尔知愈之，愚者未教尔知教之，贤者未举尔知举之”；但是，在皇权专制社会，在人民被当成被“牧”的牲口的官场里，贪官污吏们却是“民废田业，官亦不知；民学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饥馁，官亦不知；民渐行劫，官亦不知”。老百姓的境遇甚至不如牛羊。他们知什么呢﹖“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结也，催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民户殷富则知波连以逮之也，吏胥狡狯则知心膂以托之也。”这番议论，与《十弗见》异曲同工。不顾民间疾苦，一心搜刮民脂民膏，升官发财。这样的人，不仅不可以当官，而且是强盗。
在这里，有必要讲一点宋朝的特殊官场情况。赵匡胤曾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他利用新皇帝是个七岁小孩的机会，搞政变从寡妇稚子手中夺得政权建立宋朝。他的所作所为使得他自己也不相信别人的忠心。解决这道难题其中一个办法是，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他得权过久。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他只拥有这个头衔，却由尚书省右仆射副首长管事。柏杨打个比方说，教育部的事，由商业部副部长兼教育部副部长来管。于是，教育部的事，教育部长固然不知，那位兼职的商业部副部长所知也极少。州长也是如此。“知州事”往往是由中央的一位官员兼任或暂时代理权知州事。这样一来，知州对州里的事无知，就算不得什么怪事了。撇开这点特殊情况，金圣叹论“知某州”应该知什么、不该知什么等等，完全正确。
《水浒》反映的情况，同金圣叹的议论完全符合。从皇帝开始，宋徽宗对高俅的胡作非为，陷害良民如林冲等，一无所知。只是嫖妓嫖到李师师那里时，才从燕青口中得知一二。宋江等人被招安后如何被迫害，他又仍然是被蒙在鼓里。偶然知道一点，却又被奸臣们敷衍过去。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知州也好，知县也好，大都是该知的不知，不该知的十分精通。一部《水浒》，就是统治者该知不知、不该知的却全知，于是良民只好落草为寇的见证。当然，这里的所谓不知，有真不知和假不知之分。武大被奸夫淫妇毒死，有人证有物证，阳谷知县硬装作不知；官军下乡“剿匪”，“匪”未必剿了，却一下手就是征船，就是要吃要喝要钱，郓城县知县不可能不知，其它知州知县同样不可能不知，却都硬装作不知或高高兴兴地听信假汇报。老百姓告到官府，好的是不予理睬，恶的是扣上种种罪名。解珍、解宝打虎有功，毛太公冒功领奖，并诬陷二解抢掳财物。告到官府里，知县明知二解冤枉，却按照下属的假汇报，硬是判他们的罪，便是一例。金圣叹论知某州的知与不知，针对的既是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水浒》故事的产生原因。持这种见解的金圣叹带头参加志在反贪官的“哭庙”，怎能是“有很大的偶然性”呢﹖
《水浒》的头一回，是《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天下瘟疫盛行，皇帝根据上报的灾情，接受了宰相的建议，“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禳天灾，救济万民”，最后派洪太尉去江西请虚靖天师到东京打醮以禳保民间瘟疫。洪太尉在完成任务后游山玩水，不听劝阻，把伏魔之殿里的妖魔即１０８名梁山好汉放了出来。这段故事金圣叹改动为《楔子》，有一定道理。老百姓遭瘟疫之灾，下面没有对宋仁宗只报喜不报忧地隐瞒灾情，宋仁宗也不曾假已知为无知，想方设法方法究竟如何另作别论去解除灾情，于是天下太平。恐怕皇帝知而见责的洪太尉，隐瞒了放走妖魔的严重事件。对此，袁无涯刻本眉批说：“只要瞒得天子过，从来边臣皆传受此衣钵。”下面用假话来应对上面，上面也喜欢来自下面的明知的假话，历来如此，这就是历史，就是专制社会的现实。放走妖魔云云，当然是迷信之说；“妖魔”只不过是水浒英雄们纷纷聚集在少华山、桃花山……一直到梁山泊举起“替天行道”大旗的象征。
如此说来，金圣叹改得有道理。虽然动机也许就是补天，就是求皇上稳坐龙椅，金圣叹仍不失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但是，金圣叹往往被误解。有人还胡编出一些“故事”往他脸上抹白粉，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更增加了这种误解。例如说什么他临刑前说挨杀头固然哀哉却也快哉，留下了盐菜与黄豆同吃有胡桃滋味的遗言，还骗刽子手让他下手时利落点他将留下赏钱，死后发现他手中仅握了一枚铜钱等等“死且侮人”的“笑话”，把他打扮成一个一直到死仍玩世不恭的小丑。他在监狱里给妻子写信写的是：“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尚可相见，不然死矣。”是自以为反贪污无罪而竟被判杀头而发出沉痛的控诉和天真的幻想，根本没有“快哉”这句没心肝的话。听说顺治赞过他为“古文高手”，他确曾感动过，这是文人的一种通病；但他绝不曾因此改变“绝意仕进”的初衷。亡友郑公盾曾因为他受顺治称赞加上骂宋江、骂梁山英雄不忠君而斥之为反动文人，近年又有人轻率地说金圣叹这类臭老九哭庙是“自己跳出来找死”，都是对金圣叹这个人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