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结识的两位苏州影评人

我父亲上世纪３０年代步入文坛不久，就成了一名当时报纸副刊的影评人，他经常在《晨报》、《大晚报》、《时事新报》上写作影评。因此，结识了不少电影演员和影评人。

当时的影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自己购票看电影，然后根据报馆的要求撰稿；另一点是，影评人各有自己的派别和阵地，相互之间以邻为壑，互不买账。

当时，与我父亲比较熟识的影评人有两位，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而软糯的苏州话，都与苏州有一定的渊源。一位是苏州籍的电影演员、剧作家、影评人唐纳（马季良）。另一位是刚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的世家子弟，话剧演员、剧作家、记者兼编辑冒舒諲先生。

我父亲周楞伽结识冒舒諲大约在１９３５年。有一天，我父亲正在光华书店翻书，无意中遇见了过去租住在我家南市江阴街的老房客姜克尼。当他知晓我父亲已经成了一位新文艺作家后，既高兴，又惊慕。当时天色已晚来不及详谈，寒暄一阵后就在书店匆匆分手了。

１９３５年阳历新年刚过，姜克尼竟上门请我父亲担任《文艺电影》杂志文艺栏的编辑。我父亲怕这本杂志有什么政治背景，不肯贸然应允，后来征询了李辉英的意见，李说只要有用稿的自主权，不妨接过来为我所用，所以后来就答应了下来。

不久，姜克尼又曾来我父亲的寓所，邀我父亲出席欢迎欧阳予倩归国的晚会。由于在晚会上遭到冷落，再加上个别人的出言不逊，我父亲一怒之下离开了会场。第二天姜克尼来请我父亲到大光明茶室叙谈，在茶室里结识了姚苏凤和冒舒諲，双方商讨了《文艺电影》的编辑方针。我父亲也接受了姚苏凤的盛情相约，答应为他主编的《晨报·每日电影》写稿。

当时的影评人经常在大光明电影院看首轮播映的国外影片后，顺路就到南京路大沪大楼我父亲的寓所来叙谈，常来的有欧阳山、刘群、冒舒諲等人。

当时，马季良（唐纳）也常在《晨报·每日电影》上撰写影评。后来因为与姚苏凤等人闹翻，就和石凌鹤、鲁思等另组《民报·影谭》，互相打笔仗。据说《民报·影谭》是左翼剧联的同人刊物。

《晨报·每日电影》开始由洪深、夏衍、郑伯奇等为主要撰稿人。后来由于受到南京方面卜少夫的指责，他们均退了出来，另派共产党员宋之的、刘群接替他们的岗位。

当时唐纳刚领衔主演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而姜克尼却客串在夏衍编剧、姚苏凤导演的《青春线》里担任主演。这是两位影评人同时下海玩票的例子，一时传为佳话。

与此同时，革新后的《文艺电影》终于出版了。发表了由我父亲组织来的：伍蠡甫的论文《谈谈文艺宣传》，萍华（刘群）的《谈谈影评运动诸问题》，黎锦明的《朱湘的忏诗》，钱歌川翻译的短诗《哑子》，李辉英的散文《龙潭山》，还发表了周楞伽自己撰写的短篇小说《缝穷妇》。此外，还重点刊发了宋之的的关于上海舞台协会首次公演的访问记，封底登载了舞台协会会员赵丹、郑君里、聂耳、王莹等十六人的剧照。这一来无形中构成了唐纳对我父亲的不满。因为《文艺电影》文艺栏的编者，原先是石凌鹤和马季良。他们觉得似乎有排挤他们的嫌疑。恰好那一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了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聂耳作曲、阮玲玉和郑君里主演的影片《新女性》。这部电影因为揭发了一些新闻记者吃喝嫖赌的行径，引起了上海记者公会一些成员的不满，以致差点造成对簿公堂的一场诉讼。阮玲玉也因为主演了这部电影而遭到小报记者的诬蔑和攻击，终于不得不服毒自杀，并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言。为此，鲁迅先生也写了文章，认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者有关。

我父亲针对影片中女主角韦明以自杀为结局，单纯暴露黑暗，未能打击黑暗势力的情况，在《晨报·每日电影》上发表了《新女性评》，反对当时那种仅仅只要机械地暴露而不加批判，使观众看了徒然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的结局，主张在处理电影结局时最好显示一些光明，增加观众的勇气。正巧宋之的也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新女性》，于是唐纳便以孙师毅的辩护人自居，在《民报·影谭》上著文反驳。他从宋之的文章引发，矛头直指我父亲。结果在１９３６年展开了一场有关《新女性》电影的大论战。针对史枚（据叶永烈著的《江青传》一书中介绍，他是隐匿在唐纳家的地下党员佘其越，和马季良在写作时共署一个笔名唐纳。）在《民报·影谭》上的《答客问》，我父亲用枚史（颠倒姓名，表示针锋相对）的笔名写了《释客疑》的万言长文，予以反击。文中声称：“今日中国进步电影有两个虐害的大敌人。一是软性论者，一是机械论者。前者不堪一击，后者密布各报副刊；阴谋中伤，造谣诬蔑，更是他们的惯技。”这场笔战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一年多。一直到抗战前夕，在《救亡情报》主编刘群家里，在庆贺刘群女儿的汤饼筵上，唐纳和我父亲共同浮一大白，最后握手言和。

当时冒舒諲也因为参与这场笔战，受到唐纳等人的抨击，所以他与我父亲曾以《晨报·每日电影》为阵地，用笔相互支援，讨伐对方，并由此而结成了深切的友谊。

抗战爆发，大批文化人南下，我父亲和冒舒諲在广州不期相遇，并在一个下午一起冒着滂沱的大雨和日军的空袭，到新华戏院去看了《台儿庄歼灭战》。吃过午茶还同去永汉南路一起翻阅购置书籍。这些交往都记录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上。尤以《流离中度过一年》这篇文章记载较为详尽。

上海沦为“孤岛”后，冒舒諲从延安考察归来，从柯灵处打听到我父亲的地址，就前来找他，从此俩人又一起经常上街喝茶谈天。冒当时住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明德里，我父亲曾去他家拜访过。冒舒諲是明末四公子如皋冒辟疆的后裔，名士兼学者冒鹤亭的儿子。他父亲冒鹤亭曾送了一本他自己写的《疚斋杂剧》，并写了一副对联赠我父亲，联语是“在家爱国书生事，临水登山节士心。”冒舒諲裱好后亲自送到武定路紫阳里的我家来。

冒舒諲抗战初从河南经陕西去了延安，并将参观访问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经历，写了一本《边区见闻记》，曾要我父亲代他介绍出版地方。后来通过《译报》经理的关系，在《译报》出版部出版了。我父亲还介绍了光华书局老板王子澄和冒相识。王后来请冒主编了一套《光明戏剧丛刊》。丛书里收录了江上青烈士四易其稿的四幕五场剧作《精忠报国》。这本由冒舒諲作序带有插图的书出版于１９４０年６月，而江上青烈士却在皖东遭反动武装的袭击，于１９３９年壮烈牺牲，生前没有见到他自己精心构作的剧本问世。

不久以后，冒舒諲又因剧本《董小宛》的出版和演出，拿到了一大笔稿费。更是经常邀请我父亲到锦江茶室和霞飞路的貂蝉茶室饮茶叙谈，吃茶时还常约上海学生联合剧团女演员冷静作陪。

有一天，冒舒諲拿了冷静的散文请我父亲阅读。我父亲阅后说冷静的散文写得很清丽，颇有特色。冒便提出来请我父亲代为介绍给《文汇报·世纪风》的编者柯灵去发表。我父亲当下很纳闷，觉得冒和柯灵私交很熟，为什么自己不去，却要他代为转送呢？

一天在茶室里，我父亲发现冒舒諲和冷静相对默然，眉目传情，才恍然明白他俩在谈恋爱，不愿让柯灵知道他俩之间的关系。冷静据说是因为反对家庭包办婚姻而只身来上海闯荡，她应聘在姜克尼开的广告公司当秘书，收入很菲薄。后来结识冒后，经冒的介绍，在学生联合剧团当演员，过着流浪独居的生活。她私下很仰慕冒显赫的身世和英俊的相貌，并想通过冒去专业剧团当演员。但冒却认为她的演技不足以当一名职业演员；并对她多愁善感的性格和神经质的脾气颇为不满。但冷静并不在意，每次冒写出剧本，她总是主动提出为他誊清，而且连夜赶工，很快地将一叠娟秀字迹的文稿交来。

不久，冒舒諲来向我父亲告别，说是要到内地重庆去工作了。冒走后，冷静很孤寂，私下因思恋而痛苦不已。她常常寄稿子给我父亲，托他介绍发表的地方，以弥补生活开销的不足。我父亲编的《新文艺》杂志就曾发表过她的小说《甦》和《美琳姑娘》。冷静后来在失恋和贫病交迫中愤恨地弃世而去。我父亲一方面很同情冷静的不幸遭遇，一方面又为冒舒諲的游戏人生而不满，于是将这二人的恋爱经过编织了一出人生悲剧，取名《奈何天》，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在刘龙先生编的《小说月刊》第九期上。

岁月流逝，世事沧桑，冒舒諲在晚年撰写的《微生断梦》中也说：“深悔自己做了一场荒唐梦，没想到廉价的感情会赚取了一个女性的眷恋，以致使她产生误会。”但他坚持认为“爱情不是施舍。施舍的爱情只能如同野麦子那样随播随萎。”

“文革”结束后，冒先生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我父亲的回忆文章后，曾多次从北京来信给我父亲，一起追忆３０年代从事影评工作的往事，并盛赞我父亲记忆力的健旺；并对冷静的不幸去世，表现出深深的内疚。

这三位早年中国电影的影评人，后来都走向了不同的学术领域。唐纳由电影演员、剧作家、报刊编辑、外文翻译，最后寓居海外，终老一生。冒舒諲从话剧演员、剧作家，转而从事银行业，后来在《中国金融》杂志总编辑的职位上离休。我父亲由影评人成为作家、文史工作者，古籍出版社编审而道归南山。

这三位文化人为中国电影筚路蓝缕的开拓业绩，以及为中华文化的承续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我想是永远值得后人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