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乡的日子

编者按：苏州的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少人才，一些人再加上自己的天分和勤奋走上了成功之路。本文作者即是其中之一。他现在香港，每年推出一种崭新的“神奇天仪飞轮表”，被称为“矫大羽手表”，已取得美国和中国十多个发明专利。他研究历史，考证实物，首次提出钟表是中国古代五大发明之一的观点，并已成为国际钟表界的共识。媒体早已对此作了不少介绍。现在由他自己作文叙述他在苏州成长的过程，自然比起别人来写要更亲切和真实得多了。请读者共飨。

1946年的一天，我在苏州市宋仙洲巷１号出生。父亲矫毅（力挺）是位篆刻艺术家，现已获“全球中华文化艺术家”称号。听父亲讲，我们祖籍是山西，在明朝初年因任浒墅关“关官”而举家来苏。沧浪亭内五百名贤碑刻有矫公像以记其事——“明布政使参议谥文宪矫公顺：十异三奇，公兼有之，生祠苹藻，韦白是师”。母亲徐玉方，常熟市人，历任教师、校长二十多年，因擅长书法，在古吴轩出版社工作。家藏高祖明朝成化年间名臣徐恪的“徐八都堂”遗物，乃当时各官员的来函数十通，内有文徵明、李应祯墨宝四页，已装裱成一厚册，在１９６１年前后，悉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购藏。那时我尚年幼，看见父亲用拷贝纸勾摹其字，问其故，知不数日此宝归故宫矣。胞妹矫云衣，亦擅书画碑刻艺术。

在童年，就记忆所及可能为顽皮二字！我先在母亲当校长的学校读书，焉能不顽皮。七岁那年，我的一件石刻印章作品，获得全国少年儿童科学技术和工艺品展览会的优秀奖。作为一个娃娃来讲，这是天下最大的事了。小学五年级，开始到西城小学念书。校长丁聪，是位喜欢唱歌的音乐家。他的教育方式和学校的环境，使我一切都觉得新奇。父亲本来希望我能继承其衣钵，在金石篆刻、书法绘画方面发展，还让我师从林伯希老先生学习国画。当然，金石篆刻之道是家传，从小耳濡目染，到小学六年级时已能刻出外人看来是很精美的印章了。十岁出头，还刻过和平鸽印百枚和蝴蝶印５０枚参加了江苏省书法篆刻展览会展出。我是下了继承父业的决心的。但一桩极其普通的生活小事却传奇般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路向。

十二岁那年，我小学还未毕业，一次见到家中抽屉里有几只坏了的跳字袋表，就拿一只玩玩，看到它不会走，很想修好它，便拆了开来，但不明白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该如何修理。那时在学校小街拐角处有个“精修钟表”的摊位。我就常去那里看摊主修表。过了一段时间多少被我看出了一些名堂。一次看到他盛放汽油的玻璃缸坏了，我就把家中原来盛放印泥的玻璃缸送了给他，从此两人相熟起来。当我明白了钟表应该如何拆装的时候，仿佛进入了一个新天地。那时我就这么想过：原来凡事只要动脑筋都是可以做好的，就看你的脑筋动得对不对。就这样，我把家里的几只坏表拆拆装装，终于使这些坏表又响起了“嘀嗒！嘀嗒！”的声音。我又惊又喜！自此，我对钟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范庄前的第八中学，是我念初中的地方。我在范文正公的祠堂里度过了三年的求学生涯。同学们知道我会修表，都会把古老的袋表给我修。因为苏州的做官人家多，家藏的名表不少，珍贵的有打簧表、珐琅彩绘表，形状有圆的、方的；材料有金壳、银壳的，也有珍珠或宝石镶嵌的。因此，我替同学和朋友修表时常能接触到他们祖传的珍品。于是我把名表的构造及其制作工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这个时期是我到香港之前“修理”钟表最多的时候，真是修好的多，弄坏的也不少。

那时祖父矫伯安还健在，他床边的写字台是我做功课的地方，最后变成工作台。他最疼我。我把他不时给我的一块几角钱都去买了在别人眼里全是废物的钟表。但是纸包不住火，长年累月在钟表上下功夫，终于被父母察觉。一次，母亲在我放钟表的瓷缸里灌满了水，让零件都锈坏了，她说是无意的，我猜想是她要我和钟表决裂。但她没有成功。父亲也对我说：“如果仅是好玩的话，那就赶快放弃，这样会耽误了学业，没有前途，是否你的志向就是要做一个修理钟表的钟表匠呢？”我当时没有想得这样复杂，只是觉得钟表机械的运作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有时我会对着一个上足发条后能走４００天的钟一直呆想到天亮，也经常会为修理一二个零件而忘记了吃饭。这是家中绝对不允许的。幸好我的学业成绩的确不错，父母也很放心。一次父亲正经地对我讲：“假如你的兴趣真的在于钟表，我们也不反对，但决不是像你现在这样瞎打乱闹，这是没有用的。”自此以后，他买了一些有关钟表的书籍给我看，在报上剪下他能看到有关钟表的新闻和故事（直到现在），开始支持我对钟表的摸索和研究，因为有时候他也会拿他朋友的钟表给我修理。他可能还不会想到我会主次颠倒，把钟表作为自己的职业。然而，上天弄人，世事难料。亦正在这个时候，我首次发现，修理钟表和制造零件必须要用许多的机器和工具，而我还没有。只是在“清仓物资”商店里见到一台。所以用了我全部积蓄，相当于一个半月的吃饭钱——１２元人民币，买了我自己的第一台小车床（仿造瑞士的台式小车床）。我很高兴，也很奇怪。高兴的是我总算拥有一台朝思暮想的机器；奇怪的是，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可比，没有任何附件，真是简单得太厉害了。但我无意中做了一件聪明事，阴错阳差地把发票保存下来了。直至有一天有人质疑为什么家中竟有“国家公物”时，这张发黄的薄纸开脱了我的罪名。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小小年纪的人竟会去买这样一个怪物。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父母亲让我到学校寄宿，目的是锻炼我独立生活和处世的能力。那时我在苏州市二中读高中，已经跟钟表结缘多年，对钟表的一些事情可以说已相当熟悉，还首次明白了以表养表的可能。其实在别人眼里，我不过仍是个学生，自然事事不跟我计较而已，我却自以为“年少得志”了。有一次，学校的彭飞校长请我陪他到寄卖商店拣古老钟表，事后成为同学中的美谈。但我对金石篆刻还很用心，不时参加苏州市及江苏省的一些展览。

高中毕业的那年本该去读大学，但却发生了一个“美丽的误会”，主因是父母虽然培养了我独立的性格，但我是家中独子，他们不舍得我远走高飞。希望子女留在身旁本是人之常情，但那时的我是不会懂得的。不过感到了父母的爱，一切也就无所谓了。事实上，假如我1966年开始上大学，学的也将是文化大革命的课了。

1965年底，我被分配在苏州市一家有近二千人的机械厂工作。因我会雕刻的缘故，不久便派赴上海学习金属雕刻的技术。记得当时每天从南京路的旅馆往返工厂学习共十个月之久。我想：父亲只会在石章上雕刻，而我学会了在金属上雕刻，算是比他都厉害了。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人人都争着要戴像章，但很多人都没有。而我自认已经学会了钢模雕刻的本领，加上当时黄金林厂长又信任我，便自告奋勇地克服了许多不足以向外人道的、直至今天也没有向任何人讲过的困难，成功完成了我工作后的第一个任务——当时苏州市（可能也是江苏省）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主席像章”的主模。苏州市委当即批准生产，并以此为模板复印、雕刻了多副像章模具，记得我前后共制作了三十多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州市邮电局像章办公室负责人王兆麟，请我在他们办公的小洋楼里，化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他们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人民邮电为人民服务”的像章模具。前后共制作了三个背模。邮电部物资局共用了３吨铝材，生产了五万六千枚像章，供应给全中国的邮电职工。这些像章的背面，除了刻有“苏州市纪念《讲话》筹备处”的款识，还留下了“大羽”的名字。不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很难了解当时的情景。即使在今天，人们从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于2002年３月28日和29日播放的“矫大羽纪录片”中看到，或在报刊上读到那段往事时，连我自己都会惊讶于当时的勇气，并且会为那时的年少气盛捏一把汗，或许真是上天的保佑让我走了过来。

我在工厂的计量室工作，因为对钟表机械的熟悉，所以对这工作如鱼得水，非常投入。我住在工厂，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成了我实际上的“家”。一天，我突发奇想：手表有什么了不起，看我做一个出来给你们看看！当时，手表是一个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是市场上非常紧俏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之一。国产的如上海牌、海鸥牌，价值都是１２０元一个，而且必须凭券购买，一张购表券甚至成了奇货可居的商品。于是，我在自己的独立王国——计量室里，凭我的激情和成功感开始了制造手表的尝试，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我会面对怎样的困难。以我当时２３岁的年龄和具备的全部条件，就像我首次雕刻像章主模时一样，总会在我绞尽脑汁或灵机一动之后神奇地一一克服了（当时以为本应如此）。但真正意想不到的：就是这突如其来的灵感慢慢演变发展成为我终身的事业。1970年５月，我终于制造成功了生平第一个、也是全中国（可能也是全亚洲）第一个：主夹板没有“三基定位孔”的手表。

苏州市轻工局第一把手吕德轩主任对我这只全是在工余时间做出来的手表非常赞赏。他亲自把这只表拿到石路中南表店，请以修表而闻名的林师傅鉴定。因为主夹板没有“三基孔”，证明确系手工制作，但不明白我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制造成功的。店里一同观看的人无不啧啧称奇。接着又在校表仪上测试了一下，证明走时十分准确。就这样，触发了轻工系统领导的一种想法；为什么苏州只有钟表元件厂而没有手表厂呢？于是马上成立了手表厂筹备处，把我这个既年轻、又会开像章模具、还能做手表的“奇人”跨系统调了去。在还没有办好调动手续前，手表厂用作向上级报喜的六个手表，均由筹备处开具介绍信，由姚志钧等二人拿到我原单位，经我亲手加工后才去报喜。在向江苏省革委会报喜的几个手表后盖上，也都由我刻上了他们的名字。以后，苏州牌手表声名大噪，红遍大江南北。

想当年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应该还能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许多轶事，他们所知道和了解的我，可能比我自己来讲还要生动和有趣得多。

当时，手表厂筹备处是由从小就做钟表维修工作、心地善良的刘诚中厂长负责，他让我在上海静安区的上海钟表元件厂参观学习了二个月，相信周师傅和杨工程师对我还会是记忆犹新。又在天津海鸥手表厂参观学习二个月，与一位风度翩翩的富家公子左谦师傅结成友谊。在北京手表厂我遇到沈忠林，知道他对钟表技术的革新有兴趣，还看到景士杰师傅，他有一台包括整套附件在内的瑞士Bergeon台式小车床，令我羡慕，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广州手表厂我碰到蔡志诚，他当时负责的工作是要工程师才能胜任的。

我还参加了代表江苏省五个城市的五人钟表调查团，走遍了全省各个钟表厂。又去北京，见到了至今还是中国钟表协会领导的张遐龄局长和吉勤之理事长等，并趁机游览了颐和园和见识了京城。在上海，我们一起参观了当时瑞士钟表工业首次在中国举办的规模庞大的展览会。我把拿到的资料和宣传品，一直当作宝贝，至今还锁在老家的书柜里。我们每到一处，当地工厂都会设宴款待，这使已经打了一番天下但还太年轻的我受宠若惊，有了一种优越感。在由张遐龄局长、潘炳尧司长主持和省市轻工局领导一起参加的双历设计座谈会上，我遇见了中国钟表行业的精英，感觉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应该在实际动手制作和设计观念方面更具实力。自此，我更专注于对各式擒纵器实物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记得会议期间大家相处得如朋友一般，要不是我负责制作了烫金字的座谈会通讯录并拍了一张集体照，也许到今天我已记不清当年一起开会并共同游览虎丘山的这许多人的名字和容貌。人太多了，这里难以一一列出，但从今以后他们不会再在我的心目中淡出。

我开始到手表厂筹备处工作，指定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制作一副“手表防震簧”的模具。也许是工厂老前辈们想考考我这个初来乍到、非钟表行业出身的年轻人的本领，来一个“下马威”吧。1970年前后的工厂，没有计算机等作为辅助，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我猜想这也是他们最感困难的手工技术之一（就是现在也一样）。不料我轻松地通过了这次考试。连防震簧的模具都能开，那还有什么能难倒他呢！从此一切都变得更为顺利了。这一阶段留下的工作记录，包括机芯和外壳：连品牌商标的设计都由我负责定稿，并且用我雕刻的钢模印压在每一个手表的机芯、表面和表壳底盖上，见证了我的天赋和才能。

在1980年前，我在手表厂筹备处、手表厂和在苏州市钟表工业公司技术科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除了外出参观、出席座谈会，还记录了我：

１、准备编写古代钟表发展史，并已呈报中国钟表工业科学研究所领导；同时为该所刻了钢质公章，得到黄挺、邹一民所长的亲笔表扬。

２、亲手雕刻的一方铜印作品，由国家送往日本展览（1976年）。

３、参加上海手表二厂（宝石花手表）由陈家昌工程师首批设计的星期日历表的装配和调节器校工作，前后约二个月。

４、创制了亚洲首个“无叉式”擒纵机构并撰写了技术报告（1978年１月）。

５、由轻工业部科学技术司潘炳尧司长正式介绍，在1979年５月23日，专程去北京故宫博物馆看了整间宝库中的古董钟表，印象最深的是还有开足发条能给皇帝扇“扇子”的活动人偶。能够亲手摆弄当年只有皇帝才拥有的宝贝，这是生平第一次。

６、制造了苏州和威尼斯结成姐妹城市纪念章的模具，并用于生产，其图案由当时装潢设计公司刘庆福设计。

1980年３月，因我内子林圣娘是印尼华侨，我们带了女儿矫玫，一起离别了我的家乡来到香港。为了生计，在首十年中，我工作得连头都没有抬过。1990年，我作了到香港后的首次旅行：赴瑞士参观全世界最权威的巴塞尔国际钟表展览会。在从头到尾的八天展览中，我都没有离开过展场，见识了钟表世界的林林总总和花花绿绿，首次知道了“中国人开创钟表史”的伟大创举——中国人创造成功了世界上首个“擒纵器”的史实早已得到国际钟表界的认同，感受到了许多以前从未有过的意念，然后重拾信心，立下闯一番世界的雄心。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就准备资料想编写古代钟表发展史，到九十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首倡提出“中国人开创了钟表史——是中国古代五大发明之一”的观点；从1970年我创制第一个手表起，到1978年创制亚洲第一个“无叉式”擒纵器，然后在1990年开始的十多年里创新和发明共19个“天仪飞轮”等手表，这些似乎是一脉相承的巧合，其实是有根有本，有所继承才有发展的。我机缘巧合地收藏到许多珍罕和极具参考价值的各式古董钟表，并以此为师学习到书本上从来没有的知识，加上金属雕刻、计量室精密仪器的使用和操作，都好像是为了我的创造发明做的准备。也许别人可以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但是不一定会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地对钟表痴迷。

有了历史，才能继承传统和开创未来。我是从苏州走出来的，我永远难忘在故乡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