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忆学生时代

说来也是巧合，现代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中，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是同乡，而且同一条巷――常州青果巷由此而遐尔闻名。当年“八桂堂”赵家（元任）和“礼和堂”周家（有光）显赫，而瞿家（秋白）是赁居“八桂堂”的。江南枕河人家，前门上街出行，或坐轿子或骑马；后门水码头既可乘船外出，又作生活“运输”，柴米油盐都从这里进门，还有一种脚划船快如穿梭，负责送信或转运物品，类似时下的“特快专递”，周先生回忆小时候，常有脚划船送来江阴姑母烧的新鲜河豚鱼，特别好吃。

周家祖籍宜兴，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在常州开办棉纺、织布厂等业。道光年间太平军起，守城将士军饷全部用于周家，曾祖父誓死守城，后常州失守，老人投水自尽，周家的万贯家产也化作乌有。周有光先生曾玩笑说，周家是因太平军来才没落衰败的，而他夫人张允和家则是太平军来兴盛发达的。

周有光十岁随全家搬迁苏州。与他同龄的小孩很多读私塾，而他却是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清末民初，开办洋学堂几成了不得的“革命”，人们把庙宇内一尊尊泥菩萨推倒改建学堂，这变革不仅影响了读书的孩子，也触及到成年各个阶层的传统观念。周有光上小学时已有男女同班，但不接触，女生在校有专门的休息室。上课前男生先坐好，边上留一过道，由女老师把女生带进来；下课时女老师带走女生后，男生再出去。中午送饭，哪怕男女同班，也要分别送；放学回家，男生可以自己走，女生必须家里人接送……小学四年级就有加入“童子军”，头戴高高的英式帽子，一生装束蛮漂亮的。童子军的活动很有趣，每人发一根棍子，一条绳子，用来在没有桥的情况下“过河”和“攀树”等，通过一些户外活动培养小孩的组织能力和集体观念，学会自救互助的本领。周有光从小聪颖好学，读书成绩好常有跳级的机会。

那时中学不多，教育不像今天这样普及，江苏南京、苏州、常州、扬州各地的府学条件较好，要求严格，教育质量也高。那时录取中学分两种情况：像周有光这样年龄小又没上过私塾的，上中学先读一年预科；正常年龄念过私塾的才可直升。周先生是在常州中学（后为江苏省第五中学）念的预科，记得主要读如《左传》一类的古书，读过预科待正式入学更感轻松了。周有光至今认为，学习“语文、英语、数学”三门学科，必须早在中小学时期打好基础。他上小学就有读英文，但他偏重语文和数学。而到了中学就不同了，凡是外来课程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物理”等都使用了英文课本，待他中学毕业时已达到不打草稿就可用英文写文章的水平了。那时的中学师资水平较高，英文教员不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就是东吴大学，与周有光同过学还有高一班的吕叔湘。那时中学费用较高，念得起书家庭条件较好的一般都“住读”，那样不受外界干扰，能专心致志读书。当时已提倡白话文国语，但处于过渡时期，作文章仍然习惯文言文，国语大多在校比赛时才用。

周老回忆从前读书，上午九点钟上课，午前排三节课，下午一般就是“游艺课”了（游艺意出孔子的“游于艺”）。游艺课包括古文、书法、画画、音乐、打拳、军乐等等，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每学期自由选择。他就曾在中学音乐课选修乐器，弹月琴，拉二胡，吹笛子。后来上大学以及到日本留学期间，又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拉小提琴。他说自己学习音乐不想终身为业，仅为提高音乐修养，增强欣赏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他的音乐老师就是刘天华（刘半农的弟弟），曾在日本留学西洋音乐，回国后又主攻民族音乐。

周有光1923年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其时已家道中落，只能选择不收学费的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就读。该校乃江苏省第一所中国人开办的高等学府（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后并入东南大学。但上世纪二十年代，高校招生不像现在“统一体制”，那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招生，是不受名额限制的（以考分为标准，合格就录取），它的招考方式也很特别，连考一周，除一天用中文答卷外，其余五天全部用英文答卷（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英文基础都很好）。尤其考题量大，除非考生有“秉笔直书”的熟练，否则就来不及完成试卷。据说这种考法可以避免“跑题”“压题”等现象。

一九四七年周有光摄于纽约住处

周有光虽没上过教会学校，但对自己掌握的知识非常自信，偶然也到圣约翰大学去应试，不想，这一考还真考上了。但当时读圣约翰大学，要交学费200块大洋，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只得放弃。幸亏姐姐的同事朱毓君慷慨大义，典当了自己母亲的“陪嫁”帮周有光凑齐了学费。新生报到要缴照片，老同学告诉周有光一定要拍“西装照”，可他没有，只好到照相馆“租”一件西装，因他从未穿过西装，怎么打领带都是照相馆的人教会他的。

圣约翰大学地处万航渡路，报到那天，他坐电车到静安寺下，然后要往西郊方向，那是近郊一段田埂路，交通工具仅有独轮车，左右两边一边放行李一边坐人，四五辆独轮车一起走，吱吱嘎嘎非常有趣。周先生后来写过一篇文章称“从火车站到圣约翰间隔一千年。”这里“一千年”自然夸张独轮车似与博物馆陈列的指南针一样有年头了，自仁宗天圣五年（1023）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针计起，至周先生坐独轮车上学整整跨越了900年，独轮车代表了古代文化，而圣约翰大学则是现代文化象征。

圣约翰大学的课程除“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外，英语成为主要校园用语，在校学生毕业，外文、中文基础都很好，到国外工作一点不觉困难。周先生坦言，语言应当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存在阶级性，更没有“主义”之分。1925年夏，圣约翰大学的华籍教授与部分同学筹建“光华大学”，是年发生的“五卅惨案”，让周先生至今忆起依然热血激奋，他说当年我们同学的共同心声，就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光华大学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捐地捐款，开始地霞飞路（今淮海路）租屋上课，后建造的宫殿式新校园非常漂亮，不幸毁于1937年“8.13”日寇轰炸下……建国以后，高校院系调整，原来的圣约翰大学同时取消。

抚今追昔谈议教育，周有光先生认为，现在有些学生读书因为贪玩不用功，家长就在一旁“监读”“陪读”，其实大可不必，学生应当有充分的课余时间任自己安排。学校的教育应培养学生学会动脑、动手和自修能力，而老师的教育方法应当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不是“填鸭式的满堂灌”，不能束缚深长的天性，要让他们从小就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空间”，这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