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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ＣiaigＣlunas教授写的《丰邑－中国明代园林文化》一书（1996年出版），我已经粗读一遍。作者认为，中国明代园林（1450－1650）是有本可寻的。
我在英国曾见过克雷格教授，他在英国很有名，ＢＢＣ电台上也介绍过。克氏是用功的，在他的办公室有明代著作目录，精装的三大本。以此，他可以查寻到很多书。他赠我一本伦敦伊丽莎白博物馆黄花梨家具的书，这是他编辑的。伊丽莎白博物馆内有明代文人生活用具展览，有明代黄花梨家具、瓷器的展览。我赠克氏一张我写的条幅，似乎英国汉学家都喜欢汉字，但识草字不易，连大艺术家巩布里奇都说望难而退。克氏的一个博士生在后津植物园工作，她曾经翻译过明人计成的《园冶》一书。近来我得到了她寄给我的这本书，但明代园林专家计成的故居究竟何在？为什么在吴江同里今天几乎没有计姓？我的一个朋友怀疑他是吴江谭丘人，因为当地的计姓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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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邑》一书的导言说：美国的建筑家斯蒂尔(Ｆletcher
Ｓteele)于1934年来中国旅行三个月后说，中国园林的美学观念是拒绝与政治的联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作反思的圣堂。它是如此的气韵生动，如中国的草书、文人画，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变动中，无论是战争、革命还是饥荒，园林的主要风格未变。１９３８年有一篇英文论文写道：“中国园林不仅是一个和平与设想的梦，而且是人生哲学的体现。和谐、微妙的韵律反映了广大宇宙的沉浮。”1950年又有外国人说，“中国园林是和未经修饰过的自然的最密切的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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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园林在美国纽约和在台北故宫重建，还能有上述的功能和气韵吗？这是一种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理想文化和历史继承与稳定。园林是士大夫文化，这个阶层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结合为一的载体，中国政治史和中国园林史是不可分的。因此，研究中国园林不只是要根据古画对现有的园林作考证，还必须调查研究其产生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
作者说，苏州是（中国）首都之外的最大城市，园林集中在苏州地区方圆数百里之内。这里有广大的市场，有丝绸，山区风景优美，城市人口不断发展。沈万三发配云南，朱元璋把苏州变成了他的拥护者的所在地。新兴的暴发户当然要附庸风雅，这使明代中期的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一些官员集财富、权力和文化于一身，有的还是卓有成就的书法家、画家。吴宽有东园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他和文徵明祖父的文字之交，文氏家族又世代出园林专家（《丰邑》２１页），以及后来文徵明本人与苏州园林的种种关系，都足以让人想到园林这种文化形态的准确定位。文徵明本人更是与拙政园的关系不一般，文徵明的序、画决定了这个经典园林的文气。
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决定了明代园林与清代的不同，明代园林自然而开放，清代园林就显得拥挤，局促，设置过多。时代不同园林不同，也正如现在的建筑风格不一，拙政园本身的变化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回到开头的话来，园林的哲学主题：自然和反思。这可以在天平山的散步中得到体验。杜博尼教授(Bonnie.Ｓ.Mcdougll)是中国著名诗人何其芳的研究者，我也是何其芳的热爱者，我二人一见如故，曾经同在天平山散步。我们在白云泉喝茶时吟咏白居易的诗，同时体会到了中国园林的真谛——她的哲学主题：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本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后来，杜博尼教授还非常高兴地把这首诗译成了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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