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朱豫凡律师

秉 璐 秉 琇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州有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他以正直、善辩、文笔好，而为当事人与一些同行所称道。他就是我们的父亲朱豫凡。
    父亲名豫凡，字检平，昆山人。１８９３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书香人家。
    祖父与妻子的相继去世，在他心里留下永难磨灭的伤痛，他擦干泪水，走出家门，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生活。他随族兄参加过推翻满清的革命军，到苏北当过杂差，在苏州护龙街一周姓人家就馆教书期间（那时大户人家还有延请先生到家教子弟古文的），他尽心尽力，颇受东家赏识。于是，在东家的资助下，他报考了梁启超为校长的上海法政专科学校。这是他一生的一个大的转折。他一面在周家继续教书以维持生计，一面采取请同学代领讲义自学和听重点课相结合，终于修完学业，考试合格，取得了律师执业资格。

    他信奉佛家的因果报应和惜字、惜福之说，一本《太上感应篇》就和《六法全书》一道，常年摆在他的案头。这对他的行事作为有相当的影响。对接受当事人委托辩护，有他自己的尺度，可以概括为“二不接，二不搞”，就是确属罪大恶极，引起公愤的（如强奸、故意杀人等）不接，确无法理、辩理的不接；不搞歪门邪道，不搞行贿勾当（在解放前夕的数年里，吏治极端腐败，少数律师有帮当事人行贿谋胜的）。他办起案来，总在案情案理上苦下推敲工夫，在辩诉状、词上讲求说理，以理占先，虽然接案数量远不如一些大红大紫的律师，但案件的胜诉率却较高，因此在苏州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他常说他这是以精取胜。在律师费用的收取上，他从不漫天要价，索取高额报酬，而是图一个心安理得。在汪伪统治时期和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劫收时期，由于政治黑暗、经济崩溃，造成物价飞涨，他不得不先撤去电话，然后又裁去书记，又陆续辞退了门房和女佣。他甘守淡泊，勉图温饱，也不肯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
    在他代理的案件中，在苏州地面上较有影响的，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两件：一件是帮助灵岩山寺方丈妙真打赢了被外人侵占的庙产官司。自此以后，妙真就聘请他为灵岩寺的常年法律顾问，每年春节，妙真和尚都要派人送几色素菜（那时太监弄功德林素菜馆的素菜价格是不菲的），并亲自前来拜年，这是他最高兴的。还有一件是帮助苏州采芝斋的传人（长房）打赢了品牌归属官司。当时在观前街上曾出现过两家采芝斋，长房的一家就在现在采芝斋的位置，小房的一家在隔街的斜对面，两家相对，叫顾客无所适从。长房胜诉后，小房店外墙体上凸出的水泥招牌字被法院强制凿去，数年之后，走过该店仍可看到墙上的斑斑凿痕，和依稀可辨的字迹。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代理的诉讼胜诉而感到高兴，相反地还曾伤感地对儿女们说：争吃祖产弄到这般地步真没有意思，还不如没有祖产的好。事业要靠自己来创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祖父在昆山半山桥堍下塘街遗下一处房产和几亩薄田，他都没有要，全让给了他的长兄和侄子。他岳家在苏州侍其巷有一处祖产，出售得金条十余条，按民国法律，女儿同样有继承权，但他同意妻子的意愿，放弃了继承，由两位内弟去分享。
    他曾为一位饱受欺凌的中年妇女，打赢了离婚官司，使其从家庭的暴力虐待中解脱出来。或许是出于感恩图报的心理，这位妇女再三提出愿做他的外室，但都被他严词拒绝了。他说：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妻子的事，更要对孩子们负责任，我不能像有人那样放弃自己的德行与操守。他说的那个人，是指当时苏州地面上的一位同行，此人每帮一名妇女打赢离婚官司，就置一处外宅，一共置了七处之多，直到解放后才与她们解除关系。
    解放前，举行婚礼有一定的仪式，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请证婚人致辞。这位证婚人一般都请社会上略有名望的人担任。由于父亲懂法律，说话风趣幽默，亲友中看重他请他去当证婚人的着实不少，他也乐此不疲。常常一番即兴讲话，就引来了满堂彩声，起到了烘托欢乐气氛的作用。还有很多亲友遇有家庭纠纷和烦恼的事情，也往往请他去调解商量，他无不从命。有一年，一位徐姓表侄媳因连生两女，心中不快，在生下第二胎后不肯喂奶，他的婆婆一大清早便跑来求援，他一听说，连早饭也没顾上吃，便心急火燎地赶去，经过一个多小时隔门相劝，终于使其释怀喂奶。为此，他高兴地为女孩起名“绮冬”，并认作干孙女儿。回家后，他眉飞色舞地对大儿子说：我替你认下一个干女儿了。使尚未成年的儿子大吃一惊。
    每天下午，父亲都要到吴苑的四面厅去喝茶，这是他的一项必修课。吴苑是当时许多律师必到的地方，是信息交流的中心，有时更是律师和当事人初步洽谈的所在。由于职业的需要，交往必不可少，但他书生气养成的清高始终未脱，因而知交不多。回忆起来，能称得上知交的，不过画家顾彦平、老和尚（此人姓李，住金狮巷，葛馥庭的岳父，因其在家修行，终日穿僧衣，人均以老和尚称之），还有就是律师蔡济民、宋焘和学者顾颉刚等。记得在怡园尚未对外开放时，有一年夏季，顾彦平曾请他到园中去乘凉饮酒，他带儿子前往。酒菜就置在水边石舫中，一盏牛角灯刚好照亮石桌，月光下园中景色朦胧，只有虫声蛙鸣为伴，听他们两人喁喁清谈，别有一番情趣，非开放后满园灯光、人声鼎沸所能比拟的。
    解放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律师制度取消了。父亲于１９４９年起失业赋闲，时年只有五十七岁。这时，他的心理状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因有了弃学去解放区而失踪多时的大儿子的音讯而感到安慰，以及街道上敲锣打鼓送上“烈军工属证”而产生的光荣感；另一方面又有常年从事的执业被否定后的失落感，以及旧的模式被打破后不知所措而引发的彷徨与苦闷，失去生活所恃而带来的烦恼。１９５２年他所写的一首《六十述怀》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六十年华一刹那，愧无才学敢求苛；
已成陈迹休回忆，幸值明时观共和。
静对夕阳瞻远景，乍弛重负且高歌；
老来始悔从前误，打叠精神自琢磨。
辜负亲恩唤奈何，韶华已逝叹蹉跎；
友朋疏阔知交寡，儿女驰驱别绪多。
赖有荆妻常作伴，惟期竹报疾如梭；
余年莫道无欢乐，努力加餐安稳过。
    父亲于１９６３年８月３日病逝于苏州。可以告慰的是，在他去世二十年后，我们国家又恢复了律师制度。律师这一职业得到了社会的重新认识、认同，其地位也受到了空前的尊重，正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可惜他未能等到这一天，不然，必定会充分展示出他的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