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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生之地是吴江黎里（苏州辖地），黎里地方虽小，却算得上是太湖水乡一个小有名气的古镇。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从黎里小镇来到苏州城里求学。从小乡镇来到苏州城，难免常有一种自悲感，怕被人说“乡下人”，一听到“乡下人”三字，赶紧“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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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读的学校是苏州中学。它，那时也像现在一样名气不小，是一所公认的“重点学校”，还挂了个“省立”的头衔。名校有名校的规矩，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是入学后的第一堂音乐课，由一位汪老师教唱“校歌”，他先时非常认真地讲解歌词，“至德称泰伯，文学推言游，专诸任侠兮，孙武兵谋，伊此邦之含宏兮，笼万象于一丘……”校歌历数苏州历代名士仁人，让刚进校门的我们，从唱校歌开始接受千年古城的光荣历史，稚嫩的心灵激情澎湃起来。
在苏州，我捧着书本一住就是四年。人们常说，苏州女人秀丽，苏州男人儒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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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无文儒“细胞”，但作为“苏州人”的荣耀，却让我感觉多了几分优越感。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就和同学一起大街小巷到处兜兜，城里城外大小园林旧宅大多游遍了。虎丘山上留下我们无数的足迹，寒山寺那时已很破旧，却仍然少不了我们的身影，玄妙观附近的旧书店，也常是我们驻足的地方；逛观前街路过“松鹤楼”“老正兴”门前时，美味佳肴阵阵飘香，馋得我们直咽口水，对于当时我辈穷学生说来，进馆子“嘬”一顿，几乎是不可及的奢望……这一切后来全都深深印在了脑海里，我把自己融入了苏州；也从那时起，每当人家问我“哪里人？”我总是相当干脆地回答：苏州人！
1949年春天，解放大潮席卷江南大地，解放军一夜之间进入苏城。次年冬天，国家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和苏州中学不少同学热血沸腾，踊跃报名参军，不久，我们就告别了父老乡亲，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火车在暮色中徐徐开出苏州站的那一刻，当朦胧中的北寺塔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的心头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乡恋之情，那些印在脑海中的园林、古桥、弄堂、小院，还有与我朝夕相伴的亲友们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瞬间仿佛都在我眼前隐退而去，我默默地向故乡道别：再见了，苏州！我可爱的故乡！！
此后的岁月，我在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外交生涯。从国内到国外（其中二十多年是在非洲和中东诸国度过的），最难割舍的仍是对故乡的一份眷恋，曾经渴望能有机会重返苏州故里，尽情享受故乡美好的一切一切……八十年代末，我在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工作。记得有一天，当地一位华人陪同他的香港朋友来见我，谈话间，香港同胞听出我的口音不像北方人，问我“阿是南方人？”我说：“我是苏州人。”对方当即兴奋起来，连连说“幸会，幸会……”他说他是正宗苏州人――苏州吴县人，人家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作为苏州人本觉幸福无比，而今又与我在万里他乡相遇，更是亲上加亲了，真可谓“亲不亲，故乡人”。
这位香港同胞告诉我，说他在经商之余，参与组织了“苏州同乡会”和“吴县同乡会”。我开始还搞不懂，香港为啥要有那么多的同乡会，后来听他解释才知道，因为香港的居民大多是不同时期从大陆各地移民过去的，“九九回归”之前，在英国殖民统治社会中，中国人似乎都感缺少一种民族整体归属，于是，各地“同乡会”应运而生。同乡会以联谊的方式把各地各省在港的“同乡”组织到一起，在“人情比纸薄”的商品社会里，不失也为大家营造起一个“思家乡，爱祖国，叙乡情，团结协作”的大家庭。
我对香港社会了解甚少，对香港同胞的这番话语却非常赞同，因为我在国外工作生活多年，切身感受思乡之苦，难怪许多海外华人漂泊一生，老来渴望叶落归根；有的不辞艰辛，迢迢万里回国回乡寻根问祖，不是好多年前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也曾专门到我国福建省访祖么，思乡寻亲，人之常情嘛。
我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当地华人华侨不少，其中一部分来自香港和台湾（有些还是国民党党政官员），他们在那里的经商活动，一般都躲避我们这些“中共官方人士”，怕被我们“统战”。有一次，我从朋友那里得知有位台湾官员也是苏州人，于是，我就主动找机会与他说话，当我向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苏州人”时，他立刻就对我解除了戒心，他乡遇老乡，彼此间乡亲情结一下子油然而生。他告诉我，曾在苏州东吴大学读过书，我就把我所了解的苏州变化和东吴大学近年的发展一一相告，他听得津津有味……此一刻，我真体会到了“苏州同乡”在异乡客地有多大的魅力。
我在国外工作年久，对中国人爱家思亲有更深的感受；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交流更加密切，炎黄子孙遍布全球，出去的，回来的，络绎不绝，但不管他们身在何处，植根在他们心底的永远是“血浓于水”的祖国情，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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