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宫窖藏的发现

张志新

        一九八六，是苏州人难以忘怀的。因为这一年，是苏州建城2500周年。世界上能有几个城市拥有如此悠久历史？
    为了大庆，苏州人忙碌着，做着各种准备。尤其是文物考古界，要拿出扎实的东西来，说明这悠久而又文明的历史。继而弘扬发展，建设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新苏州。当年作为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的我，这一年也特别忙……
    四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安平王山小学青年教师毛小荣同志的来信，反映通安严山石矿开山过程中，发现一批玉器，并已失散民间……收到这信，我的心格登一跳，因为通安从来是我极为注视的地方。我随即与通安乡文卫助理张兆有同志联系，并派会内二位同志立即乘车去通安了解情况。第二天下午，派出的同志回来汇报说：“没有什么，全是碎片。汉代的……”但当我打开他们带回的用报纸包着的玉器碎片，眼前倏地一亮，实物证实了我的估计：这是吴文化遗物无疑！

炸弹一枚枚，在学术讨论会上引起阵阵轰动。尤其是镇江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由于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经考古专家郭沫若、唐兰先生考定，认为这是周王朝赦封吴太伯五世孙周章的礼器；加之那几年镇博在烟墩山、粮山、子母墩和溧水浮山果园等处的一系列发掘，发现了许多吴国早期大墓，出土了一批吴国的青铜器。他们以出土文物为依据，广征博引，提出了“太伯奔吴”首先到镇江，后经寿梦，阖闾二次南迁，才到苏州的新论点。学术界为之震惊，舆论界为之哗然，因为这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太伯奔吴到梅里的传统说法。作为苏州人的我，也有点窝塞，好象老祖宗被镇江人抢去了似的。但是又没有办法，人家有实物。考古工作者是最喜欢用实物说明问题的。那几年，苏州人也很努力，发掘工作也做了不少：草鞋山，澄湖，张陵山……但这些都是史前的古遗址，时间要比吴文化早数千年。吴文化的遗迹遗物发现甚少。由于没有新史料，吴文化的论文写出来，就像白开水，淡而无味。
    苏州，春秋时代吴国在此建都，为什么周围没有吴国的重要墓葬？为什么没有重要遗址、遗物发现？难道真是宫廷毁败殆尽，文物破坏无存了？我不信。
    1980年夏，我到枫桥狮子山查看晋代墓葬的发掘。途径何山时听说，枫桥水泥厂取土时，发现不少铜器。我立即前往，得厂内领导和当地群众的支持，征集回文物35件。有：鼎、盉、簠、缶、匜、鉴、矛、镞、軎、辖等制作得很精致的青铜器。其中大部分是吴文化遗物，也有楚文化的典型器。出土的那件盉：扁鼓形腹，下设三个兽面膝蹄形足，拱背的提梁上满饰龙鳞纹，前端的盉嘴似龙角突兀，后边的把似龙尾卷翘；前带夔龙首壶嘴，后有精巧的脊饰；盉口上复圆盘形盖，盖上立一环纽，有二节链条与提梁相连接；盖面上饰回纹，腹部饰细密规正的蟠螭纹。这件盉通高25.2厘米，重4105克。造型与上海博物馆陈列的“吴王夫差盉”如出一臼。“夫差盉”据铭文考证是吴王夫差为其宠爱至极的西施铸造的。而何山出土的盉，肩部铸有：“楚叔之孙途为之盉”八字篆文。可见它应该是春秋晚期楚国王室家族用器。
    这件盉怎么会和吴国铜器一起在吴国都城附近的山上被发现呢？根据墓葬中出土那么多兵器，以及战车上的饰件軎辖，可以判定墓主人是一位武将。出土铜器和陶瓷器的特征，又可判定它们是春秋晚期的遗物。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在苏州建城后的第八年，曾拜孙武为大将军，和伍子胥一起统兵中原争霸，五战五捷，直捣楚国王城郢都。打得楚昭王落荒逃窜，还引发出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吴军将士入楚宫烧杀抢掠，申包胥器秦廷搬来救兵等一系列许多历史事件。何山春秋墓的主人应该是参与过这次吴国伐楚战争的战将。“楚叔之孙途为之盉”等一批楚器，正是墓主人在这场战争中所获的“战利品”。生前由他享用，死后随葬。
    何山春秋晚期墓的发现，是吴国这段历史的见证。同时也说明苏州地区不是没有吴文化遗存，而是还没被发现，或是发现了，却又被人们忽略了。严山玉器的出土，可以说是吴国史证的又一重大发现。然而，如果没有毛小荣同志的来信，或许也将被人们忽略。

          二、通安地方不一般 
    苏州城西的通安，历来是一个文化古地。阳山（《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籍称之为秦余杭山），位踞其中；而附近的抚侯山，《越绝书》载为“吴王治以诸侯冢次之处”，也就是埋葬吴国诸侯的地方；“秦余杭山犹高西卑犹位”则是吴王夫差墓的所在，当年越王勾践曾“使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通安”这地名，也似有通向“万安”地方的意思。而万安则是当年夫差兵败，被越王勾践俘虏的地方。通安的旁边，还有“淹马”，“平王山”等小地名，记录着当年的战事。
    1983年东渚窖墩汉墓发掘时，我曾在通安附近作过调查：万家前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汉代的古文化遗址。村旁的农田里，还时有穿孔石斧，多孔石刀，黑衣灰陶片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和原始青瓷、几何印文陶器残片，三角形石犁等商周时代的遗物发现。
    在苏州西部山区“烽燧墩”的调查中，又曾在通安鸡笼山，树山等山上发现春秋中晚期的陶器碎片和石室建筑遗存。在通安华山，还曾征集到含金量纯达99.98%的楚国金质货币——郢爰。通安西边的太湖里，渔民曾打捞出不少春秋时期的青铜剑，青铜戈、青铜镞……通安，确实是和吴越春秋晚期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地方。
    面对从通安征集回的这些玉器碎片，更坚定了我的想法。严山玉器是吴越春秋时期重要的文物遗存，一定不能流失，流失了也一定要把它找回来！
    三、征 集
    第三天一早，我与文管会的另一位同志乘长途车赶往通安，找张助理了解情况。并借来自行车，和他一起赶往严山。
    严山貌不惊人，地图上标高仅22.5米，与其称之为山，不如称墩更为确当。1958年，这里就开山采石。山的西北部，当时已开至地平面以下八、九米。山体只剩下南麓一小部分。此山东南距阳山1 .5公里，西去太湖4公里，南边与平王山，恩顾山、彭山、龙山断续相连。这里是太湖东部沿岸的一个低矮丘陵区。
    张助理去工地找钟矿长的当儿，我满山地转悠起来。由于开山，给山留下了一个剖面：山体全是岩石，山头复盖着不厚的封土。除了青草，山上几乎没有什么植被，光秃秃的。在山头泥土的断层中，我发现一柄玉钺。从土层中挖出，居然还十分完整。在向矿工调查中知道，这里从前没有发现过大墓，也没有文物出土。矿工韩连金还告诉我，这次玉器发现时，他也在现场。是在“撬花”（开山的术语，即将爆破松动的石块撬开）清理宕口废泥时发现的。当时撬动一块大石，便有不少玉器随撬动的石块一起滚下悬崖，跌落到开山宕口的底部。后来他们挖开旁边的土层，发现还有玉器在一个略长的土坑内。土坑的底部已接近岩石；坑内的土和周围没有什么不同；坑的底部还叠放着八块大玉璧。矿上的民工出于好奇，发生了哄抢，文物被矿工们带回家。现场也被后来开山爆破，炸得丝毫无存了…….
    我和在场的人谈得正起劲，张助理把钟矿长找来了。钟矿长十分年轻，浓眉大眼，头戴安全帽，脚穿山袜、登山鞋，显得十分精神。听说县里有人来，他安排好工地的工作，就急赶回办公室来了。我向他说明来意，宣传了一通《文物法》，要求矿上配合，追回哄抢散失的“国家财产”。钟矿长十分配合，我们当下拟定方案：1、通过广播向矿工宣传《文物保护法》，讲明“出土文物概归国家所有”，“保护文物有功，上缴文物光荣”的道理；2、通过当时在场人员排查，理出文物下落的线索，及时找来收有文物的人员，当面了解情况，做好面对面的宣传；3、在矿区办公室搬来二张饭桌，立即设摊，当场兑现对上缴文物人员的奖励；4、请矿上宣布，拒不交出文物的人员，立即清理出矿工队伍……顿时，矿上热闹开了。矿工们原不知道有什么《文物保护法》，出于好奇才把哄抢到的文物拿回家去。通过我们做工作，他们有的上交了自己的收藏；有的积极提供线索，帮助找人；有的先试着交些破碎的出来，看到真的兑现奖励，才把完整玉器交上来；有些不想交的，却又被人排出线索，指名道姓地说他拿了文物，这些人怕动真格清理出矿工队伍，思之再三，还是交出了文物。
    当年兑现的奖励，最完整，最好的玉璧才奖8元到10元。一般玉饰、玉璜，奖3~5元。碎片也奖，奖1~2元。当时，我真想多奖一点给这些淳朴而可爱的矿工。但是县财政一年才给文管会7300元经费，这还包括二名离休干部和文管会工作人员的工资。我当的可是一个穷家呀！
    当天，我们征集回文物160余件，带去的钱也全都用完。只得向钟矿长告辞，并请他继续帮助做好工作，我们明天还来。当我们赶回通安，直达苏州的末班车已经开出。只得绕道浒关，乘11路车赶回苏州。这一天下来，唇焦口躁，疲劳万分，但心中却喜孜孜的。流失的文物能收回来，这比什么都开心。
    就这样，我们连续去了三天。第二天收到的文物，比第一天更多、更精、更完整。第三天扫尾。现场征集工作紧张地忙碌了三天，除部分安徽来的民工，带走了一部分玉器，又不知他们去向，无法找回外，其它基本全都收回。紧接着，我们着手整理归类，将破碎的玉片粘对复原。并将征集经过向县政府俞捷副县长作了一次全面汇报。
    俞副县长来文管会视察。并指示要进一步做好《文物法》的宣传；要表扬毛小荣和钟矿长等对文物征集保护工作作出贡献的人员。他还亲自去严山，向矿上作宣传。钟矿长又将遗漏并经他做工作收回的二件玉器，交给了我们，整个征集工作才算真真告一段落。
    四、玉器，名贵而神圣
    玉器，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瑰宝，有种种复杂神秘、神圣的内涵。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周代就有一整套用玉的礼制。如《周礼·春官·大宗伯》就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是对我国传统用玉制度的总结。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在苏州地区已经出现。吴县的草鞋山、张陵山，昆山的绰墩山都出土过玉器。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尽管十分粗糙，但它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只有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才能拥有它。因为当时生产力还十分低下，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玉器要通过玉工旷日持久的劳作才能成器。况且当时的采矿技术和交通条件都很落后，取得玉材，谈何容易！所以玉器才显得那样稀有和珍贵。《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有这样一段故事：蔡国的君王蔡昭公“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献（楚）昭王。（楚）王服之以临朝，（蔡）昭公自服一枚”。楚国大将子常也想获得一枚，但是蔡昭公舍不得给他，子常就将其囚禁了三年，不让他归国。直到蔡昭公将玉珮送给了子常，这才放人。蔡昭公依依不舍一珮也；子常孜孜以求的也即一珮。为了一珮，蔡国的君王宁受三年囚禁，可见当时玉器的珍贵。
    严山的玉器，可以说是一个宝藏。这次征集到的玉器、彩石器等，就有402件。其中严格意义上的玉器有204件。有璧、钺、环、璜、瑗、琮等贵重礼器；还有珮、镯、珑、珌、珠等精美装饰品。严山玉器的数量之多，仅次于殷墟妇好墓；而玉器制作之精，规格之高，远远超过妇好墓。因此可以说严山玉器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精美、最重要的宝藏之一。
    严山出土的玉器中，有玉璧29件。这些玉璧选材取料都十分讲究，玉质晶莹腴润，制作精工细作。璧的表面都以减地法琢出浅浮雕或阴刻的鸟，蟠虺等纹饰，并夹以羽状和网格纹。纹饰布局匀称，繁密而不紊乱。
    出土的璜有11件，其中9件特别精致。璜的两端琢成对称的变体夔龙。龙头上琢出扉棱状的角，微张的口，微卷的唇，和圆睁的眼睛。璜体两面，也刻以“鸟”和“蟠虺”等主题纹饰，间以阴刻的双线“S”纹、园圈纹和卷云纹。
    出土的玉珮，共有22件。其中长方形珮16件，珮体扁平而微微向中间隆起，中间贯穿一孔，以便穿带组成缨络佩挂。有兽形珮1件，兽作蹲伏状，活灵活现；鸟形珮2件，两面也饰蟠虺纹，尾高翘，跃跃欲飞；有虎形珮3件，虎头微昂，四足屈蹲，尾巴高翘，正面也刻蟠虺和羽状纹，造形十分生动。其中2 件可以对合为一，就象“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中的虎符一样。
出土的玉带扣别具特色：玉色牙白；器身起拱象瓦片形，正面中间起脊，脊的两边各雕刻一组浅浮雕兽面、凤鸟纹样。兽面上有椭圆眼，弯眉，阔嘴；凤鸟钩喙圆眼，高肉冠，身饰羽状细划纹。两组纹饰以中脊成轴对称图形。反面以“十”字栏相隔，有四组蟠虺，凤鸟纹图案。两侧各有系鋬。一侧的琢成兽头形，圆目突起，宽鼻阔口；另一侧琢成相互平行的双圈。孔内有衔轴与双圈相衔，并可自由转动。这件带扣的二个部分在整块玉料上雕琢而成，它是至今发现多节玉器中年代最为久远的一件。
    出土的鹦鹉首拱形玉饰，特别精致。玉色淡绿，内隐巧绿色斑点，颜色特别艳润莹洁。这件玉饰呈半环形，二端对称各雕刻一鹦鹉首，玉工抓住鹦鹉的动物特征，进行夸张的艺术化处理，雕琢得生动而精致。鹦鹉钩喙强健，双目圆睁，肉冠高耸，颈部与器身相连。器身拱度接近半圆，弧长8.4，宽3，厚0.5厘米。器表也用减地浅浮雕技法，雕刻四组蟠虺纹图案。整个饰件体现了瑞鸟鸣啼，螭龙缭绕的主题构思。
    五、严山是墓葬？祭祀地？还是窖藏？
    这么多，这么精美，这么重要的玉器怎么会埋在严山？这是考古工作者必须弄清的问题，否则就不能完成以物证史的使命。在对玉器整理、鉴定的同时，我们又开始对严山玉器时代和出土地性质的考证。
    严山玉器的时代，由于征集时已失却了地层，不能按考古“地层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考定。又没有共存伴出的其它物器，诸如陶器、骨骼、木炭等，因此也不能通过“热释光”，“含氟量”和“放射性碳的同位素”等现代科学方法，去检测它的年代。唯一可用的，便是根据上述方法引伸而得的“器物类型学”，借助先此之前的考古发掘成果，对严山玉器进行考订。
    所谓“器物类型学”，就是将器物的特征加以类比。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当时有个“忠字化”运动。就是所有的东西上，都刻印上“忠”字或“老三篇”，还有标上毛主席头像的。现在人们一看到标有这一特征的物品，立即就能判定出，这是那个年代的东西。历史上同样如此，每个时代的造型，装饰特征都有所不同。只要掌握了这些特征，就不难考订出物品的年代。
    在严山玉器出土之前，安徽省文管会曾在寿县发掘过春秋晚期的蔡侯墓；浙江省文管会在越国都城绍兴发掘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河南省博物馆也在淅川下寺发掘过春秋晚期的古墓，而吴县文管会也在枫桥何山，发现过春秋晚期的墓葬……这些墓都有考订时代的确切依据。严山玉器比新石期时代晚期、也比妇好墓出土的玉器精细，其造型特征极似上述春秋墓中出土的同类品；主题纹饰蟠虺纹和羽状纹，都是这一时代的典型纹饰；而“鸟”又是当地原始部落直至商周时代的“图腾”象征……所以不难考定，严山玉器是春秋晚期吴国的遗存。
    然而又是什么性质的遗存呢？是墓葬？是祭祀地？还是窖藏呢？春秋时期，吴地贵族确有厚葬的习俗：《吕氏春秋·孟冬记·节表》有：“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的记载；《墨子·节表》也有：“诸侯死者，虚库府，金玉珠玑比乎身……”的评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更有阖闾以“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敛葬其女的记载。但是古代墓葬都十分讲究规格，甚至对随葬品的种类、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严山玉器有那么多种类，有那么多礼仪重器，按推断墓主人的身份至少应该为王公贵族。但严山虽然称山，实际只是一个小丘，实在不是一个葬“王”的地方。同时山上表土层很薄；出土处没有石穴之类的结构；出土处的土质土色，与周围没有什么区别，没有白膏泥、炭粒等充填物；更没有墓坑、棺床等构造，也没有夯土的痕迹；出土物除玉石器外，没有青铜、陶瓷等其它质料的遗物。严山玉器出土处，没有墓葬的结构，出土物没有随葬品的组合特征，埋葬过于草率，与墓主人应有的葬礼规格完全不符。
    那么会不会是夫差墓呢？夫差有“王”的身份，可能拥有这批玉器；同时夫差又是败国之君，勾践也曾“使干戈人一累土”草率葬之。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当时玉器十分珍贵。蔡昭公为一珮而甘愿过囚禁三年的生活，古代为争夺祭祀礼器而发生部落争斗屡见史籍。因此越王勾践不可能将那么多礼仪重器给夫差随葬；同时夫差墓有明确记载：在“秦余杭山犹高西卑犹位。”不在严山。因此严山玉器出土处不可能是夫差墓，更不可能是其他人的墓葬。
玉器出土处同样不可能是祭祀地。因为严山出土的玉器不单有礼玉，更多的是佩玉，而祭祀是不用佩玉的。
    排除了墓葬与祭祀的可能性，严山玉器出土处的性质就可以判定了：它应该是一处窖藏，而且是与春秋晚期吴国王室有着密切关系的窖藏。
    六、玉器窖藏与吴国的复灭
严山玉器出土处的性质既然是窖藏，那么这窖藏为什么会埋在这里？又是什么时候埋在这里的呢？
    严山窖藏玉器的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寿县蔡侯墓；质量之高，制作之精，则远远超过妇好墓；窖藏中有大批的玉璧和数量众多的璜、瑗、环、琮等贵重礼器；说明窖藏的主人，应当是拥有无上权力的人，应当是吴国的王族。这样多而珍贵的玉器作为窖藏埋入地下，必然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革。
    吴国南邻的越国，其始祖相传是夏代君主“少康”的庶子。传十余世，到允常时，得楚人文种、范蠡的帮助，开始强大。允常称王以后，越吴征战不断。其间较著名的有醉李之战和夫椒之战。醉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趁允常新丧，勾践初立之机，出兵伐越，结果被越军战败，阖闾在征战中受伤身亡。夫差接位以后，加紧复仇准备，勾践则想先发制人，发起攻吴。两军征战在太湖中的夫椒山。此战，吴军哀兵必胜，打了个大胜仗。关于这些战争《吴越春秋》等史籍有着极其生动详细的描写。而与严山玉器窖藏有密切关系的，当是春秋末，越王勾践乘吴王争霸中原，会晋黄池之时发动的灭吴复仇的战争。
    夫差二十年（公元前476年），越王兴师伐吴，战于吴淞江上，“吴悉兵屯于江北，越军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越之左军、右军遂涉而从之，大败于没，又郊败之，三战三北，乃至于吴。越师遂入吴国，围王台（姑苏台）。”频于争霸战争，恰中勾践灭吴九计的吴王，已将吴国的国力耗费殆尽， 经不住复仇怒火中烧，经过十年生聚、教训的越军的攻袭，“居军三年，吴师自溃。”吴王受困之时，曾“使王孙骆稽首”请求投降，往返七次而未成。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年）十月，“越王复伐吴，吴国困不战，士卒分散，至余杭山”。吴王在逃遁的过程中，与越军边战边退。吴城到阳山，不过半天行程，吴王却走了三天三夜。在出逃过程中，吴王食生稻，伏地而饮生水，吃粪种之瓜，狼狈不堪。吴王听王孙骆说：“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正准备出发，“须臾，越兵至。”最后，在余杭山（阳山）一带，以吴国的彻底失败结束了这场吴越战争。
    严山西去阳山仅1.5公里，严山之南不到1华里处，有平王山，三山与相传夫差被勾践就擒之处万安（今东渚淹马村）都很近。吴越征战的终曲，就在这一带吟成。严山玉器窖藏，与这场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吴王率其有禄与贤良遁至余杭山”的记载和草率埋藏玉器的时代，组合特征，埋藏地望等，都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在苏州纪念建城2500周年活动前夕，发现如此丰富的吴国宫廷玉器窖藏，为纪念活动的开展增添了新鲜生动的内容。尽管建城是吴国强盛的标志，而窖藏是吴国灭亡的史证，二者格格不入。然而窖藏毕竟为研究吴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史料。吴国强大而建城，到兵败万安而复灭，只有短短的四十年时间。玉器窖藏的发现，好象在建城活动前夕，给了我们一点反面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