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顾颉刚在家乡苏州草拟了一份“自传计划”，其中的第一章标题就是“苏州——旧日的天堂”。虽然这份“自传计划”最终并未付诸实行，我们因此也无法得知顾氏笔下的“旧日天堂”究竟是一副怎样的模样，但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却已经给了我们一幅诞生于旧日天堂里的现代学者的自画像，尽管当时他还只有三十多岁。
    从1923年起，《读书杂志》连续发表了顾颉刚、钱玄同和刘掞藜、胡堇人等探讨中国古史的文章。尤其是在对于中国古史的总体认识和相关材料的辨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基本对立，一时论难辩驳，成学界之盛。两三年后，顾颉刚将这些论辩文章集为一册，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这场“古史论争”及《古史辨》的出版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性事件和文献，顾颉刚也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并被视为“疑古”史学的开山人物。1924年2月，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盛赞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是现代史学研究上的一大贡献，称其注重了传说的经理与演进，以历史演进的观点来考察和分析历史上的种种传说，特别是在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高度评价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
       在这场古史讨论的前十年（1913年），顾颉刚还刚刚离开他的苏州老家赴北京大学求学，此前的童蒙和青少年时代的教育都是在家乡完成的。对于这一段学习经历的重要性，顾颉刚后来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是这样说的：“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

史之中。而且，顾颉刚在外出求学和治学期间写往苏州的大量家书及相关笔记，也可为此提供丰富生动的佐证。（参看台湾联经版《顾颉刚读书笔记》，顾潮著、华东师大版《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等）
    早期的良好教育使顾颉刚到北京不久就能如鱼得水般地顺应时代的新文化潮流，并很快为现代新学术的代表性学者。他在谈到自己的古史研究时，曾特别强调了王国维、胡适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对于自己的影响。虽然顾氏的疑古辨伪在当时并未获得学界的一致认同，但其中体现的理性自觉意识和对现代学术方法论的充分重视，实际上与王、胡等人躬行的新学术精神一脉相承，并共同构成了现代新文化、新思想的学术谱系。
      在长达一百多页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主要从“时势”、“个性”和“境遇”三方面畅谈了自己古史研究的缘由。他曾师从章太炎，虽然时间不足一月，却获得了“生命中最可纪念的”“一个觉悟”，那就是学术求真的信念。这一信念使得他在几年后也对章太炎持有了批评态度，甚至说章太炎“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顾颉刚在列举了章太炎的种种学术“正统”表现后说：“在这许多地方，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而“信古”与“求是”、“家派”与“真理”、“书本”与“实物”的信念分野，恰恰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分水岭。胡适就说过“只认方法，不认家法”，提倡“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他的白话小说研究就使顾颉刚悟到了“研究历史的方法”——“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
    说起来，顾颉刚之所以后来逐渐改变了对章太炎的看法，部分原因还是读了康有为的著作。章、康二人分别是中国传统经学史上古、今文学派最后的大师，他们之间势如水火的驳诘自然回影响于当时的学界，尤其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更是直接启发了顾颉刚推翻传统的古史系统的动机。但是最终，顾颉刚还是抛弃了康有为之辈经今文学家的学说，因为在他看来，像康有为那样把自己和人的理性屈抑在怪妄之说下面的异化学术是无法接受的。对此，在论及自己的古史研究的“时势”时，顾颉刚的有段话可能有助于我们现在来理解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时代趋势和他个人的最终选择：
    清代的学风和以前各时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而清代学者则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以前总好规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学者为要回复古代的各种家派，无意中把一尊的束缚也解除了。清末（经今、古文家）两派冲突时，各各尽力揭破对方的弱点，使得观战的人消歇了信从家派的迷梦。同时，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整理国故的呼声始倡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我固然说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我敢说我有了新方法了。
    显然，顾氏所说的“时势”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在西风东渐的时代背景中从衰微不振的旧学废墟上复兴、诞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造就了胡适、顾颉刚一代“五四”学者。从学术文化的思想观念层次来说，这表明了科学理性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最终确立。同样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心目中设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
因此，即使不论顾颉刚一生所作的各种学者贡献，单是他所彰显和经历的理性思想轨迹，这位“旧日天堂”中诞生的现代学者也堪称中国学术薪传的精神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