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恩怨说吴越

钱 正

    公元前494年，在太湖水面上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水战，史称“夫椒之战”。

    二千多年悄然过去，当年导演这场战争的主角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都已被历史的浪涛带走，留下的只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可分解的纠葛，一定要使这两个共处于长江下游的小小国家，动员全国力量，拚命厮杀，血流漂杵？！
    翻开史籍，却记载得十分简单：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上这样写道：（夫差）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史记.伍子胥传》称：夫差既为王，习战射。二年，伐越，败越于夫椒。《左氏春秋》在鲁哀公元年条中记载得更简单：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至于其中的恩怨是非，都潜藏在历史的云山雾海之中了。
    让我们来翻开这古老的一页。
    说来话长，吴越两国都是立国于商代的古国，并且开国者来头都不小：吴国是周文王的伯祖——太伯、仲雍开创；越国则由大禹在钱塘江流域留下的后裔肇始。论起来他们都是帝王贵胄，源远流长。虽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分别以苏州、绍兴为中心，建立了国家实体，但从远古氏族上追溯，本是一脉相承，难分彼此。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从钱塘江南岸余姚的河姆渡到以太湖为中心的杭嘉湖苏地区，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许许多多农耕、渔猎工具，生活日用陶器和原始居住建筑遗址，无不显示着共同点，生动地展现了五千多年的悠久岁月中，吴越地区的先民，在清波流溢的肥沃的冲积平原上耕耘，构筑起饭稻羹鱼、临水而居的宁静的生活格局。他们既共同经历着梅雨台风、桃花水泛滥成灾的艰难，又共享金风送爽、稻谷飘香的喜悦。从湖州钱三漾出土的古老的丝帛残片，到吴江梅堰原始陶器上漆绘的春蚕，揭示着一个共同的信息：中国丝绸，恰恰就是在吴越之地闪烁出最早的曙光。正是这些同根共源、悠久绵长的文化底蕴，使吴越两国既具有兄弟的血缘关系，又拥有同风共俗的淳朴民风。加之临江滨海，类为“蛮夷”，“断发纹身”，大别于中原，因而在《吴越春秋》这本发黄的古籍中，即有“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的说法。吴越在建国以后的六百余年中，两国确是宁静相处，敦邦睦邻，从未见过刀兵。
    阶级是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和血腥的杀戮进入历史的。当吴越两国逐渐壮大起来后，统治者的眼光，开始心怀叵测地扫向邻国，而与此同时崛起于长江中游（今湖北一带）的楚国，正野心勃勃，将势力不断地向东伸展，终于在这片风光明媚、绿水青山的江南平野上，引发起三国力量的殊死拚撞，强大的战争漩涡，破坏了男耕女织的熙熙和平。
    从古老文献中可以发现，吴越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大概发生在吴王寿梦时。自从泰伯、仲雍创立吴国，经过十八代国君六百余年的奋斗，到公元前585年传至第十九位国君寿梦手里时，吴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寿梦是一位杰出的君王，坚毅、精明、有魄力，并且勇武过人。面对强楚压境、咄咄逼人的严峻形势，他高瞻远瞩，运用祖上积累下来的一定国力，向中原引进先进的军事人才——申公巫臣，和随之带来的战阵、战法等军事学说，建立起了包括有战车在内的、专事征战的军队。经过一番整军经武的精心规划后，吴国从地处东南的卑微小国中脱颖而出，国力明显增强，不仅遏制了楚国进逼的汹汹势头，而且在长江下游，也形成新的“吴大越小”格局。这时一种潜在的变化也在越国身上出现，它敏感到楚国对吴国的敌意，因而日益不卖吴国的帐。吴王寿梦防患於未然，在越国边界进行了一场演习性的军事行动，就象大哥对不听话的兄弟扬了一下拳头一样。当越国签下盟约，愿意定期向吴国献纳贡物、有了“臣服”姿态后，吴越之间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原来兄弟般的关系终究产生了裂痕，这种面和心不和的势态，从深层次激起了越国向楚国靠拢，埋下了进一步冲突的种子。
    果不其然，吴越间的第二次冲突爆发了，那是在寿梦的二儿子余祭当上吴王以后，吴楚边境又燃起了熊熊战火，曾经败于楚国的吴国急需越国能以兄弟邻邦的身份助它一臂之力，但政治上关系偏偏如此微妙，越对吴的态度日益暧昧，离心离德，更谈不上助吴伐楚，吴王余祭十分焦燥，于公元前544年春天，再次动用武力，以越“不从伐楚”之过，予以“薄惩“，这次战争俘虏了一位越王族人，带回苏州，伤残了双腿，令其看守吴王的大舰。时当盛夏，余祭带着随从登舰，饮酒之后醉卧舰上，习习凉风中酣然入梦。这位越俘怀着深仇大恨潜行近身，解下吴王配刀，奋力刺去，吴王衣衫单薄，利刃竟直贯要害，瞬间血流如注，伏尸舰上。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吴国上下极为震撼，兄弟之邦，反目成仇，再难和解了。
    但这些仍只是吴越之争的前奏，真正的生死搏斗，则是在文种、范蠡这两位智勇双全的楚国人进入越国都城后开始的。在俟后的三十余年间，吴越之间有过八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频率几乎达到每四年一次，直至最后将吴国从版图上彻底抹去。文种、范蠡的进入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要探索其中的奥秘，仍需将眼光射向吴楚争端。

    越国从此发生了大变化，古籍有载：“越至允常始大，称王”，并非虚语，越王允常认真听取文种、范蠡的谋国强政策略，积极开疆拓土，振兴国势。文种、范蠡确非等闲之辈，前者“善始”，后者“善终”，也即是说文种善于开拓创新，他审世度势，精思慎辨，能够不断提出常人无法想到的创造性意见，使局面出现奇迹性的变化。在后来越国濒临亡国的绝境中，他提出“灭吴七计”，越王只采用了他四计，就翻过身来，打败强敌，即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而范蠡则是一个实干家，埋头苦干、百折不回，面对复杂情况，能随机应变，灵活反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灭吴之战中，显示了他非凡的才能。这两位人物的来到，鼓起了越王的勃勃雄心。
    与此同时，近邻吴国吴王阖闾在伍子胥的全力辅助下，也如虎添翼。国势-蒸蒸日上。一座雄伟的吴大都在太湖平原上巍然耸起，“实仓廪、修武备”；广罗人才，拜孙武为师；建造战船，以太湖西山为基地，训练水军；同时又将有着尚武、轻生、善剑、勇斗剽悍民风的吴人，组编成“操吴戈兮披犀甲”的精锐之师。吴国以日如中天的气势，筹备着大规模的伐楚行动。
    文种、范蠡眼看着，不能不为自己的楚国捏一把汗。他们必须将越国牵入这场势不可免的战斗中，以从“后方侵扰吴国”。然而越王允常是一个头脑清醒、十分精明的人，一场诡谲的政治风云在越国宫室弥漫，文种、范蠡运用如簧之舌，一步一步，终于将越王拖入三个国家争斗的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迈入血风腥雨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