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精刻古书的苏州地方官

　江澄波

    历史上，每一时期的出版事业，总与当时的学术研究和社会风尚有着密切联系。清代乾嘉年间，由于屡兴文字狱，清儒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纯学术研究，随之校勘学大兴。最初，他们是将诸本异文罗列于本文下面，后来又把校勘所得，别为《校勘记》附于书后。由于明人刻书而古书亡，清儒的目的是要努力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

    苏州自古以来人文荟萃，读书、藏书、刻书蔚为风尚。吴县黄丕烈、元和顾广圻、长洲汪士钟等人所刻之书，都是选择最好的版本，内容精审可靠。不过最好的版本，即如宋本，其中也难免略有舛误，所以需用几个版本互校，将校勘所得，写成《考异》、《识误》或《札记》，对后世校勘起到了示范作用。

    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在苏州担任地方官的张敦仁和胡克家。他们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是由学者进入仕途，一旦个人经济许可，就要为文化事业——校刻古书做一点切实的工作。他们所刻诸书，无不校勘精审，模印精工，遂使秘本、精抄、古刊化身千百，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之功，虽千载之后，也不可磨灭。

苏州知府张敦仁

     张敦仁（1754—1834）字仲篙，号古余，山西阳城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江西高安知县。精于吏事，公正廉明，宵小为之敛迹。在任四年，无笙鼓宴饮之事，旋调庐陵同知，历任九江、抚州、南安、饶州知府。嘉庆五年改官江苏，历任扬州、松江、苏州、江宁知府，居官勤于公事，政迹入《清史稿·循吏传》，暇则时研读经史，以校书为日课，虽老病家居不废。嘉庆十一年，张敦仁得元和顾广圻所藏宋抚州公使库本《礼记郑注》，据以重刊，又取各本校雠，成《礼记考异》二卷，附于书后。又汉朝桓宽《盐铁论》十卷。该书古本罕见，自明以来，以江阴涂祯刻本为最善，但颇不经见。嘉庆十二年，张敦仁以重值得之据以重刻，行款版式，一仍其旧。他又汇集众本对校，成《考证》一卷。由顾广圻作序行世，此本精校精刻，向负盛誉。

    张敦仁又精历算。及来吴门，与元和李锐相友善，因共讨论，著有《辑古算经细草》一卷。又以“大衍求一术”载在秦书，鲜有知者，乃著《求一算术》三卷，上卷以究其原；中下以明其法（中为杂法，下则演记也）。元人李治别有《开方记》一书，久佚而弗传，他因取秦书所载正负开方法，列式而详稽之，用补李氏佚书，成《开方补记》九卷，于道光十四年刻成六卷，后因身故而未成全书。

    张敦仁官至云南盐法道，寻以病致仕，晚年寄寓江宁中正街，筑“与古楼”以藏书。顾广圻《与古楼记》云：“阳城张观察古余，早年成进士，仕官五十载。其居官也，不激不随，进未有不难，退未有不易，阶级方转而悬车蹈礼，其立身之右也。百行备修，恂恂讷讷，不买名声于天下，而暗然日章，其为学之古也。高明广大，无所不通，老而不肯废书自佚。《儒行》之篇不云乎：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先生有焉，斯楼之所以名也。”

江苏巡抚胡克家

    胡克家（1757—1817）字占蒙，号果亭，江西鄱阳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以主事用签分刑部。历任主事、员外郎、郎中，乾隆五十九年充广东正考官，第二年京察一等，充会试同考官。嘉庆十一年调江苏布政使，十三年署苏州织造，兼署江苏按察使。他在苏任职期间，延揽士大夫俱有礼仪，为大江南北士望所归。

    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在江苏布政使（驻苏州）任上，重刊宋本《文选》六十卷。他在序文中说：“往岁顾千里、彭甘亭见语，以吴下有得尤椠者，因即属两君遴手影摹，校刊行世。逾年工成，雕造精致，勘对严审，虽尤氏真本，殆不是过焉。”书上刻有“鄱阳胡氏果亭手校”图记，书后附有所著《文选考异》十卷，署名“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可见他对自己所刻书的重视。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升任江苏巡抚（驻苏），在任期间，据元朝兴文署本作底本翻刻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摹勒特精，向为学术界所推崇。胡注通鉴的特点是把《资治通鉴考异》分散插入相应的文本内，便于读者参考。这部书板刻成以后，一直留在苏州。经太平天国战乱，到同治年间，书板部分被毁，尚存第一卷至二百零七卷。其时独山莫友芝任职江苏书局（在今燕家巷）决定筹款补刻。由于战乱，苏州刻书业元气大伤，刻工星散。为了鉴别刻工优劣，乃先以一种小书——司马光著《书仪》分发刻工，要求先刻数页，以观精粗。重刊《书仪》扉页上刻有识语：“同治夏四月，江苏书局将复刻司马文正《资治通鉴》胡注兴文署本，刻手杂募，不能识别良拙，乃以文正《书仪》归安汪氏仿宋本，各试刻一页，第其去留，未匝月而工完。”可见，在当时已经采用招标办法，实出无奈。江苏书局补刻成全书以后，一直刷印至民国，抗日战争爆发才停止。

    胡克家刻成《资治通鉴》后，即卒于苏州任所，身后宦囊萧然，还亏欠河工币二万余两，特旨豁免，可见其居官清廉。

    总之，张刻《礼记》、《盐铁论》；胡刻《文选》、《资治通鉴》，现在已经成为清代苏州刻书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