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观
人要天天喝水：开水或茶水。但在我儿时的农村里，这般简单的事却很难做到。缘由倒不在于有些文章写的那样：农民受尽了阶级压迫，苦得连口开水都喝不上。试想：水乡到处有无价的水，农家即使家徒四壁，连柴禾都没有，到底还有野柴可拣，烧白开水的条件还是有的。
说大实话，那时农民不喝开水喝生水，除了缺乏和不相信科学卫生知识外，一般是马虎和图个简便。
我儿时也学着大人喝生水，尤其在大热天，先是捧喝碧清清的河里水，再是舀喝家中水缸里的矾淀水。直到上小学听过老师的叮咛，才改恶从善喝开水。尽管开水比生水好喝，还解渴，可是像模像样烧开水喝的人家还是少见，只有客人来家才迫不得意而烧之。
农村里烧的是灶头，灶头上并排按有两只或三只铁镬子，镬与镬中间上方还按个温水的汤罐。一只镬子烧饭或做菜时，另一只镬子和汤罐的贮水便温热起来，有时也能都沸。这些水叫温吞水和汤罐水。比较注意喝这种水的人家，那已是属于“高品位”的了。
有嗜茶的老农，他们也不肯烧开水泡茶，一是嫌铁镬烧水有铁腥气，二是烧了水也没法保温。他们自有办法：选用一个陶罐，放好红茶叶和水，盖上盖，放进刚烧过饭的灶膛里，把热灰拍实在陶罐四周。待一个时辰，取出陶罐，倒出来的就是喷喷香的红茶了。人们称其为“煨茶”或“炖茶”。至于这茶水开没开，那只有凭饮者的“舌上功夫”了。
一罐茶喝不完，有的依然放回灶膛里，有的就放进“茶窝”里，再拿棉絮按紧塞实。当然，这种保温法太原始也不能长久保温，在那个时候却已是妙不可言了。真正解决保温问题，是在热水瓶上市之后，但在我儿时的农村里，即使殷实的农家还都不敢享用这种奢侈品。大概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热水瓶才进入寻常百姓家。
农村里的有闲阶级，我父亲算得是一个。我年长后初晓“茶文化”这件事，才忆起或许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是在其间充实些东西的。他每天清晨即起，第一件事就是烹茶水：递起紫铜薄壳小吊子，灌进“自然清”（从活水港里舀的清水），放到按在走廊墙壁里的茶灶上，引燃春日里桑树上修砍下来的“桑钉头”，耐心地伺候着灶里的柴火，倾听灶膛里毕毕卜卜的声音，期待着吊子里发出乌噜乌噜的响声。水沸了，先把茶泡在瓷壶里，停一歇，再斟入带盖的茶盏里。自煮、自斟、自酌地享受一早晨，这是“早科”，到了下午还有“晚科”。除了生病起不了床，早、晚两科一科不忘。更显奇怪的是：他从不交茶友，一贯“独酌无相亲”，而且只在早、晚科饮茶，其余的时间里很难见到他喝茶。
那时，父亲常被邻里讥笑，说他是“吃饱了撑的”，指的是他汲取“自然清”的事。每当无风晴朗的日子，他常在晨光微熹时，划了划子船携着瓦罐去邻近荡漾的水路里取水，这条水路与众不同，凡在清晨，在这条河里有一条与周围水色分得很清的雪白如练的“路”，在这水路里涌动着的是真正的“活水”，我父亲就是用这种活水烹茶的。据说，在找不到溪水和泉水时，只有用这种活水烹的茶是最好的了，“泡茶水为先”嘛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这么干算不得啥“煞有介事”，还真沾一点“茶文化”的边哩！
我家居住在“七十二港、三十六溇”的湖塘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条件，有史以来便盛产蚕桑、蔬菜和鱼米，生活得尚能有些闲趣。每逢客至和节时，都备有地方特色的“薰豆茶”和“饭粢干茶”待客饮用。薰豆茶是用尚未老熟的薰焙过的大豆，再配上好的绿茶、腌制的胡老卜干、芝麻、酱汁豆干、冰糖等泡的茶；而饭粢干茶则是用新收的糯米煮成饭
，将饭粒用铲刀塌成薄片，加白糖冲泡而成的，两种茶的制作较为复杂，但几乎家家都有。这和平常喝水很马虎的农家，喝喝生水、温吞水、汤罐水来说，实在有些“两极分化”的感觉，更何况还有遍布镇头村尾、熙熙攘攘、兴隆发达的茶馆，加上还有像我父亲那样的有闲“美茶家”，如此这类大不同的表现，真可称之谓说不清、道不明的农村怪现象。
大约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是热水瓶在农村已普及，二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才和生水、温吞水、汤罐水告别。下田伊始，也知道带瓶热开水到地头，讲讲卫生，喝口开水。现在更讲究文明和有教养，水乡人家不仅喝开水，也出现了买水喝的新规矩，商店的纯净水也成了农家喝水的来源之一。至于饮茶呢，普通茶叶已不甚稀罕，都竞相“泡好茶”了，说是新风尚、新现象都可以，真正的原因是：农民口袋里的钱多起来了，房子可以造、汽车也能买，区区茶水为什么不能讲究呢？喝水的变迁，也可看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飞跃，更能反映水乡人民在文化、素质、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的变化，城乡差别由此可见日趋缩小，甚至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