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数学讲坛走来

    1987年10月，世界计算数学领域又一项前沿成果“有限元外推技术”的发表，把中科院系统研究所研究员林群、苏州大学数学系教授沈树民和中科院成都分院吕涛教授，推上了鲜花与荣耀的巅峰。沈树民，一时成了苏州大学校园内的热点人物；五年以后，这位数学教授又上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六个方面工作。从此，苏州人对他更加熟识起来了。

“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

    沈树民，1941年12月生于山青水秀的常熟淼泉乡普通农家。祖父教了一世书，学生多若满天星斗，布满淼泉乡的远远近近；沈树民从小听祖父讲过虞山的各种传说，那四季晨昏变化的虞山，给小树民带来种种神秘莫测的幻想……1946年秋，不足五周岁的他，已是淼泉小学一年级最小的新生。清晨，他背上母亲为他亲手缝制的书包，拉着姐姐一起上学去。他在班上成绩很好，数学“第一名”几成他的“专利”，老师个个都很宠爱他。正处“吃饭不懂饥饱，睏觉不懂颠倒”的年纪，他与同学玩耍时非常调皮，常在课桌下钻来钻去，由此得个绰号就叫“滚陀”。父亲对他教育非常严厉，一旦发现有贪玩而懈怠功课就绝不原谅，有次竟把他关在废弃的猪圈里，结结实实责打一顿。

    四年级以后，小树民才逐渐懂事起来。他能体味父母辛勤劳作，供养子女读书的不易。每天放学回家，就与姐姐一起斫柴、养鸡、挑水……只要力所能及，他都会抢着多做，做好。他们一家生活节俭，除吃饭、读书费用，再不乱花一分钱，甚至晚上照明用的煤油灯，沈树民也是用一只墨水瓶，剪一块铅皮开个孔，插两根鞋底线（灯芯）做成的。晚上，他和姐姐就在这盏油灯下做作业、复习功课……看着孩子们的勤奋苦读，父母心中充满安慰与希望。沈树民在淼泉乡完成高小，考上了常熟县中，于是每天朝出夜归步行上学，三年下来脚底磨出了老茧；中午带些冷饭，或大饼充饥，在一些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面前，他毫无半点穷酸自卑。艰苦的环境，培育了沈树民坚毅自信的性格。

    读初中时，沈树民的聪明已小有“名气”，谁家孩子做不出功课，都会跑来向他请教。有一年寒假，他到母校淼泉小学去玩。看到有“初中补习班”在上课，同学们正在解答一道古代数学题“今有银元，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2；五五数之剩3；七七数之剩4，问银元数几何？答数为53”。沈树民扒在窗台外看了一会，一动脑筋，有了！遂走进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个“2”，然后解析说：根据题目给定的条件，先从除3余2的数中去找除5余3的数；再从得出的数中去找除7余4的数。说罢，他在黑板上从容写下算式：2，2＋3＝5，5＋3＝8，8＋15＝23，23＋15＝38，38＋15＝53……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看着黑板连连点头，有的连忙把演算公式抄在笔记本上，有的还在那里搔头挠耳，大家惊讶这个“小朋友”怎么如此敏慧。沈树民的思维却未结束，他发现除53以外，158、263均合题意，于是课后他找到老师，提出应该把“问银元数几何？”改为“问银元最少几何？”出题老师非常高兴，拍着他肩膀向人称赞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

“像蜜蜂酿蜜一样学会创造”

    沈树民14岁到苏州市一中读高中。苏州，在他心中是个充满幻想的地方，听说苏州一中人才辈出，他为自己能上一中学习而欣喜……他依然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矮、成绩最好的学生；高中三年学习，他的思维愈加活跃，性格日益成熟。他曾在《中学生》杂志上，读到数学家华罗庚的《与同学们谈谈学习数学》中述：“数学能使你思想正确、敏捷，有了正确敏捷的思想，你们才有可能爬上科学的大山……数学本身也有无穷的美妙。”华罗庚列举的用简捷方法解答数学的例子，对沈树民启发很大，他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思想。从此，他学习数学循求“蹊径”，不满足于一般会解、能解，三年高中学习生活，为他打下扎实的数学基础。

195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江苏师范学院数学系（今苏州大学），当年之所以报考师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读师范可以免费膳宿。大学毕业时，沈树民以学业优秀留校当助教（仅三人）。两年过后，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声中，又来到“五七干校”。对于艰苦劳动，他并不惧怕，但课题研究不能继续，对他打击却是深重的。特别当他从外文资料中获悉，欧美发达国家数学家已在计算数学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成果，他由衷焦虑之情难以言表。动乱年代，教授学者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沈树民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但他坚信“好人是打不倒”的，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沈树民表面“应付”一切，内心却焦急盼望“运动”快快结束吧。

    年富力强的沈树民，朝思暮想着要研究“有限元”。一天，他到医务室配药，偶从一张病人体温曲线图上得到启示，他发现医生只注意病人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温差，却不标示最大温差。虽然平均温差是研究病因的重要参数，但不可忽视最大温差（40℃）这个极限数据呀。联想曾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某工地在建造一幢五层大楼时，引用国外升板技术（从顶楼造起），因设计者没考虑风压因素，只使用“平均风压”概念，结果造成房坍人亡的严重后果。如果当时能运用有限元方法，从“最大误差”的角度出发，这场悲剧不就可以避免了吗？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震撼着沈树民的心，他下决心要献身课题研究。他牢记着恩师张伯康教授说过的话：不能依葫芦画瓢，要学培根提倡的“蜜蜂酿蜜”一样，学会创造。“像蜜蜂酿蜜一样学会创造”，后成为沈树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的座右铭，这种精神为他的研究课题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户……

热爱真理 执着无悔

    终于机遇来了，大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沈树民被召回学校上课，并协助张伯康教授编写省内四所师范高校的统一教材《数学分析》，因此“有限元法”的研究也“正常进行”了。

    他搜集阅读有关资料，虚心请教导师，他向张教授和盘托出自己对“有限元法”的研究想法，张教授指出：“有限元法”研究眼下国际时髦，建议你还是不要去啃这块硬骨头，因为它涉及方面太多，包括弹性力学、材料力学、微分方程、泛函分析……往往穷毕生精力也难得正果啊。沈树民对导师的建议一向看重，但他又是一个很有主见之人，对于自己着意研究的课题是不肯轻易放弃的，他坦诚地说：“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就在那年，从北京大学调来了姜尚礼教授（后任苏州大学校长），姜对数学偏微分方程造诣颇深，对有限元也有研究。沈树民闻此欣欣然，即与朱健生、吴茂庆等人组成志同道合的读书小组，拜姜教授为师，请他辅导“有限元”研究。

1976年春回大地，知识分子政策得以全面落实，沈树民成家立业，搞科研劲头更加足了。1980年，他们在《计算数学》杂志上，合作发表第一篇论文《板梁组合构件的有限元解法及其误差估计》；但随着教学工作的繁忙，有同道对学术研究兴趣转移了，唯有他仍一门心思钻研于“有限元”领域。苏州古城吴衙场一间面积不大的陋室，一盏8瓦日光灯，一张仅有两抽屉的书桌……沈树民在这里做学问、搞研究、生儿育女，度过了十多个春夏秋冬；一篇篇学术论文发表于国家级刊物，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结识了中科院成都分院的吕涛教授，吕先生对“有限元外推技术”有较新的设想框架，但在收敛和误差估计方面未加完善，邀请沈树民等共同探讨。与此同时，中科院数学所的林群教授也在钻研这个课题，于是一拍即合，三方同心协力，决心攻克这个难题。

记不清看了多少书，查阅了多少资料，写下了多少页稿纸，熬过了七百多个日日夜夜“衣带渐宽终不悔”，沈树民不断调整研究思路，解决其中关键问题。为此得了失眠症，有时头痛脑胀难以忍受，但他从不把这点小毛病放在心上。1983年10月，他们终于证实了“有限元法推导过程”的准确性，顺利攻破该领域中又一个难题，并发表论文《有限元外推技术》，受到欧美各国学者高度评价，海内外数学杂志也纷纷转载。此后，沈树民又连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最大模估计》《变分不等式的有限元方法》《区域分裂法》……不但证实了用有限元解决一般弹性板受力弯曲问题中的“最大模误差”，而且把这种技术推广到更为复杂的特殊受力条件下，通过对精度较低的近似公式，推导出高精度的计算量（缩小近十多倍）。

    1988年，沈树民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美国传记研究院《世界前沿名人录》，受聘为该研究院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兼美国《数学评论》杂志评论员；1989年，沈树民与人合作的论文，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1年，他的“有限元方法研究”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当年的沈树民，还是苏州大学最年轻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他的研究生们提及导师，个个敬佩沈教授不仅“肚才”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尤以隶书为佳；看似“文弱先生”的他，却能烧得一手好菜，他的“左撇子刀功”令人叫绝，一块小小的香豆腐干能剖若薄纸，切成缕缕丝状……有一年，全国计算数学会议在苏州召开，会后他请外地同行到自己家中作客，朋友们见他亲自下厨，不一会儿，一桌香味扑鼻的饭菜摆上桌来，大家惊叹：堂堂数学家居然又是这等烹饪好手？！

壮志未酬身先去

    从助教、讲师升为副教授、教授的沈树民，平日热心参政议政，自198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会后，历任第六届中央民盟候补委员、苏州市七届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等职；1992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江苏省委常委，又是江苏省人大代表。尽管肩负科研、教学、社会三副重担，工作繁忙千头万绪，但他处处表现出与治学一样严谨的工作作风，坚持每周参加民盟市委例会，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创民盟工作新局面。他尊重领导，爱护同志，谦虚诚恳，出色的组织才能，赢得了上上下下一片爱戴。

    1993年3月，沈树民当选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大会议闭幕前夕，人们见到坐在台前的沈副市长，一件藏青色涤盖棉茄克衫，白皙饱满的面庞，透出睿智儒雅的学者风度。第一天来到市政府报到，他诚恳地对大家说：我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可能与政府部门的工作要求、方法不尽相符，需要尽快适应，尽快熟悉了解情况，希望大家多帮助。在副市长岗位上，沈树民分管文教等六个方面工作，当时苏州正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方方面面任务十分繁重，沈市长运筹帷幄，集中精力全面展开工作。他的工作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每天有条不紊地进行记载的事项。一次，香港有关人士来苏州洽谈资助教育经费事宜，沈副市长亲自到机场迎接。不巧，飞机误点，他从下午五点一直等到深夜，原有神经衰弱毛病的他，几乎又是一夜无眠。那年初夏汛期，沈副市长连续多少个夜晚，裤管卷到膝上，赤脚淌水挨家挨户走访受灾居民……

    沈树民经常带着处长、秘书等下基层，一个局一个局，一个县一个县地听取意见；到县里了解情况，他从不跑政府机关，而是一声不响地选择一两个单位。一次，一封群众来信报告，某地有一块旧石碑无人管理，建议政府部门去收集和保管起来。沈副市长一想，碑刻之类当属文管部门管辖，那时碑刻博物馆距市政府不远，他亲自上门与馆长商议此事。事情虽小，却让大家感受政府对文博事业的关心和重视。当市长为民办实事，自然也有棘手的时候，有一时期基层企业除上缴正常利税外，规定还要缴教育附加费，但这笔费用欠交严重，且逐年呈下降趋势，造成教育经费不足。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企业经营状况不好，缴付不起吗？也不一定。沈副市长从报表中发现，有些利税大户发奖金数额不小，偏偏也在“欠交大户”之列。为了摸清底细，他和处里的同志们一起深入调查，考察其中原因。在掌握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市府须提出“追缴”措施，签署文件，责成税务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执行。在他与各方的努力下，1993年全市教育附加费的收缴情况明显得到扭转，在此基础上，苏州市率先出台了“职业教育基金”条例。还有我市的有线电视工程维护费等一些难题，也是在沈副市长的关心下出面协调，为后来市内统一联网打下了基础。由此，沈副市长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也深得同志们的公认。

    正当沈副市长准备大展宏图之际，病魔却已悄悄向他袭来。开始只是感觉疲劳，还经常发生腹泻，教卫处的同志们催他去医院检查。但由于工作太忙，他只当肠胃不好，去医务室配点药就算完事，依然拼命地工作。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同窗陈必胜，陈老师习惯询问他近况，沈树民说：“我现在好比一个大学毕业生分配去当中学老师，只有把初一至高三的课程全部摸熟，展开工作才能得心应手。”不经意的一个比喻，生动表达出沈副市长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沈树民对同志关怀备至，唯独不记得关心他自己。在市政府工作，总有开不完的会议，看不完的文件和报告，接待不遐的来宾、上访群众以及处理不完的公务。一件件，一桩桩，沈树民忘我地接应着，谁也没发现他是拖着病体在硬撑。

    直到1993年8月，沈树民在吃药挂水已无济于事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住进第二人民医院。本来只想住院休养一段时间，万没想到当医生触摸他肝区时，发现了非常明显的肿块，通过指标化验，确诊患癌无疑。

   病床上的沈树民，最初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仍然每天关心着工作，他曾对前来探望他的苏大领导说，现在工业园区刚刚启动，苏州大学作为地方科研与人才的中心，应当为园区建设多做点工作……在场者听着他的话，连连点头，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沈副市长病情危急，医院采取了一系列抢救措施，专程从上海请来专家会诊，后又把他转送上海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办法进行治疗……然而，无情的病魔折磨得他迅速消瘦，当他最后了解到自己的病情时，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哀伤，遗憾地说：我太让大家失望了。古言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呵！9月13日晚，已经昏迷了几天的沈树民，突然清醒过来，精神十足地让陪伴他的学生扶着，来到医院朝东阳台处，抬起无力的手，指向苏州大学方向，多想再亲眼看看苏大校园，幻想着还能为母校做些什么。翌日凌晨，他昏迷不醒了，正在上大学的两个女儿从南京赶来，趴在父亲的病床前大声喊着“爸爸，爸爸……”他似乎听见了，勉强睁了一下微弱的双眼，瞬后就再也难以唤醒……七时四十分，沈树民的心脏最后停止了跳动――他为苏州市民日夜操劳不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国数学领域的又一颗“行星”悄悄陨落了。

    9月18日，沈树民同志追悼会在苏州殡葬馆大厅举行，除市委四套班子领导以外，苏州市民五六百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告别，掬一把热泪，沉痛悼念这位为科学、为社会而无私奉献的好学者、好市长……前来慰问沈树民家属的同志们看到，这位活着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公仆，自己家里却没见一件值钱的家具，甚至居室仍是水泥铺地未经装修……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由衷而生，联想前些年好几位杰出科学家的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呀！沈树民病逝的噩耗，传到大洋彼岸他的学生那里，爱戴导师的七位留美学生发来了唁电：“……我们不会忘记先生对我们的培育，他对科学的严谨学风和无私奉献精神，是活在我们心中的楷模，我们永远怀念沈老师！”是呵，“有的人死了，但仍然活着”――沈树民仍然活在学子心中，活在苏州市民心中；虽然，五十二个春秋在人生长河中只是一瞬，但他的“生命效率”却足以体现人生价值，他那谦虚坦诚、光明磊落的精神风范，在人们心中耸起一座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