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八路放火队”

1948年11月20日深夜，国民党政府的苏州城防指挥部，兴师动众出动所谓“飞行堡
垒”，军警全副武装闯入孔庙内的苏州师范学校，逮捕我这个所谓共产党头头。连夜，我
被反绑到审讯室，一位反动军官冷峻而带讥笑道：怎么这么一个小鬼头？！
是的，我当时17岁，身高大约只有1.5米左右，瘦小的身躯，一张娃娃脸，怎么可能
是干惊天动地事业的共产党头头呢？事实上，我这个“小鬼头”仅仅读了一点所谓的“野
书”，接受了些时髦的思潮，向往“山那边的好地方”，送过两批好朋友奔赴“好地方”而
已，根本够不上做“特殊材料”的人，称我“小鬼头”蛮对。
我被辗转关押到南京伪首都特种刑事法庭监牢，推进“勇”字四号牢房。这里据说全
是“戡乱时期”触犯特种刑事治安条例的“共匪”，可是在“共匪”中却出现了两个十来
岁模样的孩子，一个姓薛，安徽蚌埠人，据说是跟父亲出来“跑单帮”贩卖香烟的（父亲
被关在另一个号子里）；另一个叫“小山东”，胖乎乎的红脸蛋，穿一件脱笼黑棉袄，清脆
直爽的山东口音，说话时常伴有见义勇为的举止和见识；偶尔反握着双手，对着铁窗仰天
长叹，像个“大人”样，还用胖乎乎冻红了的小手托着下巴，凝神沉思。是个难友们人见
人爱的孩子。
在这“特刑庭”监牢里总共关押了十一个未成年的孩子（9－13岁）。难友余心清（一
个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中将），出狱后写过一本《在蒋牢中》的书，对这十一个孩
子有过记载：“常州一男孩，六年级学生，父亲在南京总统府当秘书，他从小过继给常州
的舅父，舅父因贪污而被捕入狱，无人照料生活，他只得回到父母身边，他的母亲脾气很
坏，也不甚喜欢他，时常打骂他，他常想要逃回常州去。某天，家里来客人，父亲给他五
块钱，叫他拿个酒瓶去打酒。他一出门就觉得机会来了，他买了三块钱大饼，吃一半，留
一半装在口袋里，沿铁路朝常州方向走去……天黑时，走到尧化门车站附近，忽然见到一
草堆起火，呆看了一会儿。这时附近的宪兵发现了他，觉得这个小孩装束不同本地人，手
里还拿着酒瓶，认定这把火是他放的。一顿吊打，又从鼻子里灌了凉水，要他承认；并骗
他说：承认火是你放的，就可以送你回常州。结果他承认了，宪兵又押着他到南京车站附
近去指认‘同伙’，被迫之下他在街上指谁认谁，这样又捉了十个在街上流浪乞讨的孩子，
一起被关进特刑庭。他们的罪名是‘共匪放火队想放火烧毁南京火车站’”。这抓来的十一
个小孩就成了“小八路放火队”队员。
大约是1949年1月12或13日，一纸令下，特刑庭全部“案犯”转移到南京老虎桥模
范监狱。模范监狱究竟“模范”到什么程度，我一无所知，许多难友们倒是“享受”到的。
而我这个“小鬼头”和十个“放火队”的孩子，被关入了儿童监牢。十一个人睡六张双人
木床――有双人铺就算“模范监狱”。那个常州小孩囚在另外一间，以免遭受孩子们联合
报复，这大概也算“模范行为”吧。享受“模范待遇”也真是麻烦，因为关入儿童牢房者，
都未成年还算不上人，所以没有“放风时间”，见不到人群，连看守人员的动静都见不到，
也得不到任何信息，即使早上漱洗，短短三分钟在走廊水龙头前也见不到人影，整天就是
面壁等待……我这个被定为“共产党头头”的小鬼头，犹如跌进了不见天日的深渊里，枯
坐在一个闷罐里，空气逼仄得令人几近窒息，精神濒临崩溃边缘。我要讲话，我要呼叫！
可这里整日间只有孩子们的撩事和争吵。这也是一种磨练，以致多少年以后“隔离反省”
时，反倒有了抵御能力，对饱尝孤独滋味，我已是“过来人”了。
孩子们待我很好，小山东（可惜记不起他的大名了）与我在特刑庭是同牢，还教我哼
过《国际歌》呢。到了这里后，他在生活上照料我，为我端饭盛水，问我冷暖……小山东
在孩子群中有点威望（领袖人物），他称我“朱先生”，其他孩子也跟着这么叫；对于孩子
们之间无谓的争吵和打架，小山东常常表现出“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英
雄气概，把他们都能镇住。他的这种精神也把苦难环境中的我激活了，听着孩子们一声声
的“朱先生”，我想：何不借此机会教他们识点字呢？
于是，我们挖墙头泥作粉笔，水泥地当黑板，写字，读音，解义，孩子们跟着我比划
笔画，先教他们“人、手、足、刀、尺”之类，后来发现他们连自己的姓氏都不识，遂改
教“百家姓”，按他们的姓氏一个一个地教……几天下来，感觉他们识字的效果不明显，
就又改为直观教学，见什么，教什么，教过几个来回，他们倒派上了用场。
孩子当中有一个湖南人，叫朱同三，大家都叫他“猪头三”，是山区来的孩子，对自
己的姓名只会读音，却搞不清楚是怎么三个字。我估计他可能排行第三，这是乳名，就像
江南一带称“阿三”之类的，而且我猜想，大山里可能产桐树，于是为他改名叫“朱桐山”。
十三岁的朱桐山，厚嘴唇，声音沙哑，走路跛脚，伛偻着腰，骨瘦如柴，望上去羸弱不堪，
可有些孩子常欺负他，只有小山东护着他。
在我教他改名识字后，他向我倾吐了一肚皮的苦水，还撩起单裤给我看：那瘦骨伶仃
的小腿上，有一道很长的血肉模糊的伤口，谁看了都禁不住心疼。朱桐山不知道自己出生
湖南什么县，只记着那个大山深谷中的村名（可惜我忘记了），家中父母务农，还有姐姐
哥哥和一个老祖母。记得是快过大年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开进村来抓壮丁，抓不住他哥哥
就强拖他去顶替……国民党军队把他朝天捆手缚脚，然后用扛棒像扛猪猡那样，扛着他走
了大半天的山路，夜晚就在一座庙前停下，这时朱桐山已挣扎得不省人事，只记得离家时
祖母、母亲、姐姐她们呼天抢地的哭叫。
没有经过训练，朱桐山被驱赶着拿起枪上了前线，人小枪高，他双手托着沉重的枪，赶上了徐州大会战的战场，第一次开火就被俘了……朱桐山说，共产党对他很好，给他路费，
开路条让他回家。可怜他不知道自己老家在哪里。不识字，又说不清具体要到湖南什么地
方，只能在茫茫田野里不停地向南乱闯。不巧，又被国民党军队抓获，说是逃兵，一顿毒
打，并搜掉路费，重新编进部队。第二次又被推上前线，排长要他冲锋，他稍有犹豫，便
遭到一阵枪托捅打，排长还用刺刀将他小腿刺伤，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尸堆血
泊之中……
朱桐山又一次被俘了，共产党为他的伤口敷药，又发给他路条、路费，他跌跌撞撞行
至一荒落的农家，用路费换件旧衣服，总算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纠缠。也不知走了多少路，
他摸到一个小火车站，溜进一列货车到了南京，开始沿街乞讨，不想又被抓进了特刑庭，
成了“放火队队员”。
知道他的身世，我想今后他要回家，非得识几个字才行，否则麻烦大了。于是我对他
采取“急用先学”的办法，先教会他识地名：南京、上海、杭州、株州、长沙……我想，
凭着他说一口湖南腔，只要到了长沙，若碰到好人肯定也会帮他寻找家乡的。他说“只要
见到大山和溪水，就能认得村子”，说这话时，他原本忧愁的眉目和嘴角，露出了一丝笑
意，我仿佛见到一朵枯蔫的花朵有了一线生机。
孩子们识了几个大字，尤其是朱桐山认得了地名，有了回家的希望，这对我当时孤独
忧伤的心情，好像也解脱了许多……有天夜晚隐隐听到了隔江的炮声，白天小铁窗外，经
常看得到飞机往返窜逃，监狱的看守逃亡了，连烧饭的人也逃走了。我们在饿了一顿后闹
得不可开交，监牢当局不得不打开每一间囚室，让难友自己推选人去烧饭。这样，我就走
出了禁闭二十多天的“儿童监”，来到成年人群里，好像“释放”一样，急切地往各个牢
房探望难友，我见难友们已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大字，这是
同案难友史若平的杰作。那几天，我们大家饱餐了几顿。释放政治犯是和平谈判的先决条
件，大人们已经在窃窃私语，“小鬼”们也看出些门道，能吃饱且有希望出狱，当然是开
心的事，脸上也有了笑意。我特意关照朱桐山，出狱后，乘火车向南到长沙再问，肯定能
找回老家的。小山东在南京有个哥哥，不用我多担心。
1949年1月28日下午，监狱人员点放了我们这批“共匪”，总算离开了老虎桥监狱。
临别时孩子们依依不舍，我抚摸了小山东的头，握了握朱桐山干瘪的手，不忍再多说什么，
扭头便走……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时常想念这批小难友，尤其是朱桐山、小山东。有时见到街上佩
戴红领巾的孩子们打着队旗、敲着鼓列队行进时，总忍不住对大头大脑的胖男孩要多看几
眼，希望能意外见到“小山东”！或者格外注意大饼店里的伙计，想想小山东也可能以此
为业……夜深人静时，有时睡不着觉，就会牵记朱桐山的命运，不知他到家了没有，还是
失散在兵荒马乱之中了？……
我渴望和珍重友情，希望当年的小难友们能看到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