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宫巷书院始末

宫巷，地处姑苏城中央，南连干将路，北接我国著名商业街——观前街灵星门。经过
二期改造工程后，旧貌新颜，分外妖娆，车来人往，十分热闹。在它南端的东边，有一座
沿街建筑的西式基督教堂。它建成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原名乐群社会堂。这是美
国监理公会继天赐庄“首堂”之后，在苏州建造的第二所教堂，到如今已有一百十年的历
史了。宫巷书院就诞生在这所礼拜堂内。
1894年，日本蓄谋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清政府只剩下唯唯诺诺地去签订《马
关条约》这条路了。割地之大，赔款之多，都是空前的；还要开苏州等四个通商口岸。这
是鸦片战争以来最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举国为之震惊。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
维新派，在京发动“公车上书”，主张变法图强。这次在“公车上书”上签名的，据不完
全资料统计，六百零三人中属苏州籍的就有沈恩孚、陈世垣、胡祥爃、曹元忠等七人之多。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签名上书的“十八省千二百馀人”，而我统计的仅得“十六省
六百零三人”，还缺二省，故是不完全的统计。）第二年，苏州正式开埠。接着又在盘门外
青旸地划定日本租界和公共租界，二者合计占地近千亩。苏州人民“恫国势之日蹙”，生
民之多艰。知识界中有志于当世之务者，“争言维新”，认为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为了中国
人民的福祉，变革是必不可少的了。
正是在中国民族危机严重，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具有爱国思想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
“争言维新”的气氛中，宫巷教堂内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1895年冬，有一天，教堂内随着悠扬的乐曲声，一位洋牧师唱完赞美诗正开始布道，
突然有六位身着丝绸长衫的青年知识分子走进教堂，悄然在后排坐下。（很遗憾，至今没
有查出这六位青年的姓名，曾在《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东年议会百周纪念》上见到一张
摄于1898年的宫巷中西书院师生合影，也没有影中人的姓名。）苏州的“读书人”来听讲
道，这是前所没有的。当牧师布道结束，听众散场，而这六位青年却依旧留在座位上。洋
牧师好生奇怪，便走上前去请他们到办公室，坐定之后，一位青年首先说：“我们是来请
你帮忙的。”牧师说：“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又一位青年说：“请你教我们学英语。”牧
师惊讶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学英语？”他们回答说：“日本向西方学习成了强国，我们
要振兴中华也要学习西方，首先要懂得你们的语言文字 ，这样才能读你们的书。”洋牧师
暗自思忖，这不正是基督教幻想家以前所一直梦寐以求的吗！现在监理公会可以乘机扩大
在苏州的办学计划了。所以他爽快地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须满二十五人才能编班
授课。青年们说：“这很容易”，便欣然同意了。
这位洋牧师是什么样人呢？他是美国监理公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文名字叫孙乐
文（D.L.Anderson），美国乔治亚州夏山镇人。1850年2 月，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及长，
卒业于弗吉尼亚州之华李大学。后来他投身监理公会，专志于传道而受到欢迎，1882年（清
光绪八年）被派遣来华传教，同行者有妻汤氏和医学传教士柏乐文（W.H.Park），费时三
月，航海抵沪。不久，孙乐文任南翔堂牧师，柏乐文到苏州办理博习医院医务，兼佐布道。
二年后，孙乐文调苏州宫巷。1886年11月，美国监理公会中国传道区首届年议会在上海
举行，出席的中、美传教人员二十多人，但只有六名美国传教士有表决权，孙乐文便是其
中之一。年议会决定中国传道区下设两个连环（后称教区），即上海连环和苏州连环。苏
州连环由孙乐文任长老司，这是连环的最高神职。此后，他一方面在苏州布道，一方面研
究中国人的品性、习尚，使传道事业获得迅速发展。1891年，监理公会于宫巷建造礼拜堂，
名乐群社会堂。1895年冬经过上面一幕后，11月18日，孙乐文利用该教堂的余屋就开班
上课了，取名宫巷书院（Kung Hang School）。这是监理公会继天赐庄博习书院后，在苏
州办的第二所书院。那二十五名学生，成为学校的骨干。
开设课程除英语外，还有国文、算学、自然科学常识（包括地理）和神学课。学生们
参加汉语早祷，读中英文对照的福音书。因讲授内容有中学和西学，所以习惯上也称作宫
巷中西书院。
宫巷书院学生的发展是较快的，1896年学生已有四十人，1897年增至六十八人，1898
年上升到一百零九人。在三年多一点时间里，学生逐年递增，乃至超过百人，发展速度是
相当快的了。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不妨和博习书院作一对比，它从1871年在十全街办
学起，最初只有学生二名，后来七八人，继增至十余人，1879年迁到天赐庄时有学生十八
人，1886年上升到三十六人，直到1897年学生才达到七十人左右。至此，它已二十七易
寒暑了。1899年2月，博习书院学生并到上海，除部分学生遭淘汰外，去沪的也只有寥寥
三十人。
宫巷书院的教员，初有六人，美籍华人各半。孙乐文夫妇及其侄女教英文、神学，聘
监理公会在苏州第一个接受洗礼的小孩、博习书院毕业生李伯莲管理校务，另一位华人教
员教算学和自然科学常识，还有一位教国文。监理公会后又调入传教士薛伯赉（Shipley
Lester）和葛赉恩（J.W.Cline）当教员。但没有多久，葛离苏去沪。
宫巷书院标志着监理公会在苏州设学的重要转变，突出点有四：一是招生对象的改
变。过去教会学校如博习书院等，因得不到苏州人的信任，只能招收穷苦孩子，甚至是街
头的流浪儿入学，年龄一般在七八岁到十五岁之间，“且性多桀骜不驯”。现在招收的都是
青年，“思想程度已臻上乘之士”，最早的二十五人中有的已经是“秀才”。这样，学生的
起点提高了。二是收取较高的学费。过去因学生“都属荜门圭窦之子”，除免收学宿费外，
有的还给书籍、衣服等。苏州人冯桂芬在《上海同文馆议》里也说：传教士“设立义学，
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育之”。现在改变了，书院经费自给，教员的薪水和日常开
支，均从所收学费中支出。入学者当属富裕家庭的子弟了。对此，监理公会传教士、《万
国公报》创始人林乐知不无感慨地说：“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地为乞丐开义务学
校呢？倘若让富有的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地宣传福音，我们岂
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吗！”三是开始重视英
语教学。过去如博习书院，“皆用译本教授，并无英文课也”。现在开始教授英语了，这样
既发挥教士之长，又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四是加强了与社会上层的联系。孙乐文虽是苏
州连环长老司，但基督教是“舶来品”，他也是个洋教士，交往有所局限。现在他转向兼
有教育家的身份，增进了他与社会上层的联系。孙乐文曾说：“宫巷书院有许多强有力的
朋友，不但有学生的家人，还有不少别的士绅，这些人是苏州城里有影响的人物。”有些
人还在宫巷书院设置了三项奖学金。
教会学校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西方教会依据不平等条约来华传
教，由于他们直接的教会活动收效甚微而采取的一种变通的传教手段，如监理公会称博习
书院为“训练传道人才最早的学府”。1890年，传教士上海会议后，教会重新研究了办学
方针，把办学的重点转向高等教育方面。宫巷书院的这些突出点，就为孙乐文等实现这个
“重点转向”积累了经验。当然，它也起过“西学东渐”的作用，使苏州这座古城在我国
传统文化中，注入了点新的内容。
宫巷书院延续了五年，1899年起，监理公会和孙乐文策划在苏州办一所大学了。1900
年春，孙回美国活动，把宫巷书院托薛伯赉权理。不久，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薛伯赉溜
走了，宫巷书院因而停办。年底，孙乐文返回苏州 ，他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利用博习书
院旧舍，于1901年3月，在天赐庄创建了东吴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和由美国传教士组成
的校董会副会长等职。
宫巷书院走完了它的路程，也从那时起逐渐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