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瑛和“玉山风”

生活于元末明初的昆山人顾瑛，有两个地方引起后人的关注。一是他成为吴中巨富
后，离开商界，专心向文，最后成为一介文人；二是他主持玉山雅集，由此在吴中文坛开
出一股清丽洒脱、任情自放的文人风气——“玉山风”。
顾瑛原名德辉，字仲瑛，又名阿瑛，别号金粟道人。顾瑛从小生于官宦之家，祖父任
职元廷时，定居昆山界溪。十六岁时，顾瑛就外出闯荡，在京师经营商业。凭着过人的机
敏和出色的交际能力，顾瑛在京城如鱼得水，不但与达官贵人交往密切，还常常与一帮官
宦子弟鲜衣怒马，招摇过市，很快就攒下万贯家财。再回昆山时，他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
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他的好友，元末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称赞他“能廓充先世之业，昌
大其门闾，逍遥户庭，名闻京师。”
三十岁时，顾瑛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选择——弃商从文。他把家中产业全
部交给儿子顾元臣料理，凭着雄厚的财力，广罗古书名画、鼎彝珍玩，在昆山构筑玉山草
堂。草堂有园池亭榭二十四处，如种玉亭、小蓬莱、听雪斋、拜石坛等，每一处都悬知名
文士的题额和自题之作。此后数年间，顾瑛广结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赋
诗，歌咏唱和，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东南。顾瑛逐渐褪去商人的色彩，赢得了当时文人的认
同，顺理成章地实现了他的由商入儒的愿望。这就是顾瑛的独特之处。
顾瑛能从商人一变而为文人，不仅仅依恃雄厚的家产，他的文学才能也非常出色。《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诸客而词语流丽，亦时动人”，纪昀的
这个评价不太高，可也不算低。顾瑛著有《玉山璞稿》，集中《自题摘阮小像》云：“自家
面目晋衣冠，写入林泉又一般。手摘阮琴秋寂寞，断鸿飞处水漫漫。”秋色寂寞，泉水潺
潺，长空里飞鸿回翔，林泉畔阮琴清吟，全诗格调雅致，意境悠远，令人联想起魏晋诗歌
的清朗旷远。不仅如此，作者在诗的开头表达对晋人风范仰慕的同时，也明确点明自己不
愿拘囿其中，要保持“自家面目”，这是顾瑛的一贯追求。元至正十八年，顾瑛写了一首
“墓志铭”——《自赞》诗：“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
陵鞍马洛阳街”。当时玉山草堂遭乱兵洗劫，顾瑛的生命一度受到威胁，写这首诗，对于
他来说有着自我总结的意味。他其实是一个亦儒亦僧亦道亦侠的时代畸人，然而这也正是
顾瑛的个性，顾瑛的与众殊异，独立特行的地方。
顾瑛由商入儒的成功，是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大凡一个时代商业繁荣，经济发展，
那么商人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就渴求文化的拥有，以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元朝统治
末年，苏州甚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店肆林立，商贾众多，各种买卖盛
行，货币周转极快，再加上江南运往首都的漕粮改走海路，使得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海外
贸易也跟着繁荣起来。这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及时把握时机、发财致富的商人
也应运而生。但是，社会的传统观点是士农工商，商为末流，这些富商在经济上虽然富可
敌国，社会地位却没有根本改观，于是，迫切期望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富商们，就选择
了与文士结交、添饰儒风，以抬高自己身份地位的这样一条终南捷径。当时，与文人关系
密切、接触频繁的富商并不鲜见，像苏州徐达左、松江曹知白、太仓陈宝生等富豪身边都
聚集着大批文人，只是，像顾瑛那样彻底脱去商人身份，完全以文士自居却不多见。这就
意味着元末苏州地区的传统士商关系已有了某种微妙变化，即文人与商人这两个阶层中出
现了一种互相吸引和靠拢的趋势。
明代吴宽说：“元之季，吴中多富室，争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顾玉
山”。对商人阶层来说，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迫切希望能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苏
南商业繁荣，商人阶层由于实力雄厚，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影响也日益深远，使得当时的
文人阶层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真实存在而自鸣清高。同时，在与富商的具体交往中，商人
们所表现出来的慷慨、好客、宽容以及某些富商本身具备的文学素养和对文学艺术的痴
迷，都令文人们感到是需要换一种眼光来重新估量他们的时候了。编有《玉山纪游》的文
人袁华甚至在一首诗中这样发问：“胸蟠万卷不疗饥，孰谓工商为末枝？”于是，士与商
的相互靠拢（甚至合而为一）就成为一种必然。
闻名后世的“玉山风”是顾瑛一手倡导的结果。自玉山草堂建成后，顾瑛在十余年间
举办各种文宴诗会达五十多次。据顾氏自编《玉山名胜集》记载，座上宾客大都为吴地名
士如柯九思、陈基、郑元祜、张翥和袁华等，像杨维祯、倪云林等更是国内的文坛、画坛
巨子。玉山雅集前后约有一百四十余位文化人参加，其中包括诗人、古文家、学者、书画
家等，另外还有助兴的乐师和歌伎、舞姬等，真是名士齐集，胜流如云，才媛名姝，络绎
不绝，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次数之频繁，堪称空前，以至于“四方之能为文辞者，
凡过苏必之焉”。他们或饮酒赋诗，觞咏唱和；或品鉴古玩，濡墨作画；或挥麈清谈，研
讨名理；或携酒远游，寄情山水，而这一切又都有美酒佳肴相待，轻歌曼舞相伴。在高雅
的审美情趣中透露着世俗的享乐欲望，在雍和喜乐中浸润着末世的颓废，由此而开创出一
种堪称元代末年苏州地区文人风气的代表和缩影的“玉山风”，不仅在当时倾动一时，而
且对以后吴中文人的心态也颇有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文采风流，照映一世，
数百年后，犹想而见之”，也表露出羡慕之忱。
玉山雅集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世俗化倾向。在顾瑛等人看来，生逢末世，不必去过
多理会道德戒律的束缚，而应当珍惜时光，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至欢至乐。他们在唱和交
游、品茗清谈的同时，更极力追求耳目声色之好。一次，名士熊自得前来拜访主人，顾瑛
在玉山草堂设宴款待。这次文酒之会是五十余次玉山雅集中的一次，主人的出场在我们现
代人眼中颇有些戏剧色彩；顾瑛手执玉麈，一声长啸，接着张宴设席，女乐纷沓。觥筹交
错间，主人操琴，客人和箫，丝竹歌舞，相为表里。酒后赋诗，诗后作画，复以诗题画，
才兴尽席散。在这些宾主留下的诗文中，“人生在世，譬如朝露”，不妨及时行乐的思想比
比皆是，如“醉酒不辞良夜饮，追欢犹似少年游”“人生会合不可常，今夕之会，可不尽
欢耶？”“脱我帽，忘我形，美人听我重叮咛：更借白玉手，进酒且莫停”……
另一特点是它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们对自己身处乱世，还能尽情欢乐这一点极为自
得：“于是时能以诗酒为荣，傲睨物表者几人？”同时又担心百年之后声名不彰。他们认
为唯有载诸史册，玉山雅集的盛况才会广为流传。《玉山名胜集》的编撰，正是基于这种
心理。他们还把自己的雅集与历史上著名的晋代的兰亭修禊、唐代的桃李园之宴相比较，
李祁在《玉山名胜集》序中指出：如果没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则此会几泯灭间”，
而桃李园之宴“独赖李谪仙（李白）一序”。最后李祁不无自豪地宣称：后代人读了我们
的《玉山名胜集》，也许会说我们胜过前人呢！
如果说，当时文人追求至乐的强烈欲望，为“玉山风”染上一层普通人的世俗色彩的
话，那么他们浓厚的生命感，则使“玉山风”鲜明个性和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凸现。元
末明初之际，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拓展，这一地区涌现出一股崇扬
个性、肯定自我，与程朱理学背道而驰的士风，尽管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在地理上局
限于东南一隅，但其迸发出的眩目光焰却是不能也不应受到忽视的。清丽洒脱、任情自放、
风流儒雅的“玉山风”，正是这种士风的体现。
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玉山风”在明初即戛然而止。明朝建立后，朱元璋
对江南地区实行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钳制，苏州的大批富民被强令迁至云南、安徽等地。
与其说这是移民，不如说是流放更为恰当。顾瑛父子首当其冲，被勒令背井离乡。洪武二
年，顾瑛客死临濠（今安徽凤阳）。玉山雅集失去了主持人和赞助人，从此风流云散，“玉
山风”也就随风而去。
“玉山风”尽管就此中断了，但留给后人的影响却依然非常鲜明。明清士大夫对玉山
雅集极为推崇，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他们对那种远离官场是非，诗酒为乐、相聚
尽欢，以物质和精神上的至乐为最终目标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无不艳羡不已。明代中
后期吴中文苑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吴宽、沈周、祝允明、唐寅和文徵明等人，大都对
玉山雅集的盛况不胜眷恋，并且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可见到“玉山风”的流风遗韵，沈
周在当时甚至有“今之顾玉山”的美称。《元诗选》的作者清人顾嗣立更引以为荣地写道：
“而缅想当年草堂文酒之会，真吾家千载一佳话也。”然而，对绝大多数传统文人来说，
这种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理想生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尤其是那些身处仕途宦路的官僚
士大夫，只能在内心深处为玉山雅集喝一声彩，并把自己的一份艳羡悄悄注入笔下华丽的
章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