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到同里

孙小欣

　　1959年秋天，母亲到老家吴江同里镇去收房钱，七岁的我跟随同行。
　　记得那天好像起得很早，家里没有闹钟，是母亲把我从梦中叫醒的。我家住在望星桥北堍，要赶到觅渡桥去乘轮船。走出家门，路上阒无一人，几盏昏暗的路灯在晨雾中显得迷迷蒙蒙，天上点点星星闪烁，空气中弥漫着丝丝清凉。母亲牵着我的手，沿盛家带，走百步街，跨过占桥走进葑门。那时葑门还很荒凉，残缺的城墙上杂草丛生，跨于城河上的安利桥还是一座木头桥，桥板木棱缝宽窄不一，望得见黑黑的河水……
　　出了葑门往觅渡桥方向路灯稀少起来，沉寂的黑夜中只见一排排低矮的房子，觅渡桥很高，桥边有一座小庙，我们沿着一级一级石阶走上桥顶，只看见一座高房子灯火通明，那就是苏州出名的太和面粉厂。去吴江的轮船还见不到踪影，母亲说，我们先到面粉厂歇一会。面粉厂的工人们正忙碌着，推小车把一袋袋面粉运往库房，每运一车就往一只箩筐里扔一根筹签，我看着他们来来往往，感觉非常好奇。一位老工人拉过一条长凳让我们坐，车间的墙上挂着一只双铃闹钟，此刻指针示意凌晨一时半。
　　大约坐了个把钟头，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色，母亲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到河边去等船吧。那时苏州正式的轮船码头在金门南新桥堍，南门人民桥也有码头停靠，而觅渡桥则是运货码头，客船停不停靠是没有定规的，必须站在码头上大声疾呼，碰巧才搭得到便船。于是，我们站在码头边等，看见有客船经过就打听“阿去同里？”一直等到大天亮还未上得船去。去同里的船每天仅一班，错过了就麻烦了，怎么办？母亲想了一想，决定返身去乘开往吴江的汽车，到吴江再赶轮船。
　　觅渡桥汽车站是一间红砖砌的日本式房子，那里以前是日本租界，称“×关”。汽车站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母亲买一张到吴江的车票是三角五分，我是小孩不用买票。没等几分钟，一辆蓝色的后面装着像铁锈锅炉状东西的汽车，摇摇晃晃开进站来，汽车站的人一手一面红旗，一手一面绿旗，交叉一挥，汽车就停了下来，待我们上车后，汽车又摇摇晃晃排出一团烟雾向前驶去……
　　坐汽车对我来说是件惬意的事，我喜欢站在司机后面看他怎样驾驶汽车。开往吴江的公路那时称作“苏嘉公路”，与苏杭大运河并行，是一条非常狭窄的砂土路，公路上的桥都是木头桥，非常简陋，汽车开上去吱吱呀呀的有些怕人，一路上来往汽车不多，路虽窄却一点不显拥挤。汽车行至长长的宝带桥边，桥头竖着石亭、石塔，我用心一个一个地数着：“……50，51，53――哇，53！”听大人说“53”在佛教教义中是个特殊数字，可惜我不懂什么意义。只见宝带桥上几个纤夫身上背着木枷，木枷沉重地拖着逆水而进的船只，纤夫们前倾着身子，一步一步艰难地挪步向前。
　　我们原想快点到吴江赶轮船，偏偏“急惊风碰上慢郎中”，汽车突然途中抛锚了，司机在车尾部（锅炉状的东西，后来我才知这叫煤气发生器）吃力地摇着手柄。那时国家汽油紧张，汽车靠燃烧木炭代替汽油发动，“发生器”一熄火，汽车就走不动，司机常被此搅得焦头烂额。一车人耐心地坐在车上“望野景”，我看见有位行路的农妇坐在路边，她头上包块毛巾，身上青布衣衫，臂膊挽一只竹篮，此刻正从竹篮里拿出一碗黄米饭，饭上放几许金黄色的盐金花菜，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了。母亲告诉我，这些农村的人都很吃苦和节省的，他们来苏州，到吴江，一般都靠两条腿走路，很少舍得花钱乘车，几个小时走在路上，出门时带好饭菜，晌午时分就地取吃，吃完了继续赶路……汽车总算又摇摇晃晃地发动起来，载着我们向吴江驶去。
　　到吴江下车后，我和母亲急忙往轮船码头赶，也真是不巧，等我们赶到码头，去同里的船刚刚开走，母亲说“只能跑到同里了”。时已正午，母亲带我在路边小店里吃了一碗光面（8分钱一碗），吃完面，店家还有一把热毛巾揩揩面呢。我们开始继续赶路，从吴江到同里沿路很荒凉，田野里很少见到人，却不时看得见一些荒坟和裸露在田里黑咕隆咚的棺木，有些棺木是新近的，盖在面上的稻草还蛮整齐。我不懂为什么不把棺材埋到地底下去，搁在田里日晒雨淋，不是腐烂得更快么？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因为吴江水田多，地势低，棺木无法“入土为安”，只好搁在地上。
　　一路上，母亲给我讲了许多“从前的故事”，告诉我“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艺随身”的道理，母亲解释是“财产再多也不能永远保住，只有一身本事才属于自己”。母亲曾就学于同里镇著名的“丽则女校”，毕业时去考苏州振华女中得了吴江全县第二名，可惜因为封建家庭礼教的束缚（已婚配定亲），未能学成。母亲至今仍对此抱怨不迭。说说讲讲走了很长一段路，我看到路边有一只“石马”，母亲说“看见石马就是同里到了”。
　　当我们走上状元桥，就听得见三元街上的铁匠铺里“钉钉铛铛”的打铁声了。母亲领我先到东溪街的二舅舅家去，我们走过会川桥，泰来桥，来到一处开阔的广场，母亲说旁边那座古建筑房子就是“任家花园”（今退思园）。到舅舅家坐了一会，我们就告辞出来，穿过尤家弄，上吉利桥，来到鱼行街的旧家老屋。我家的老屋正对着吉利桥，听说当年建造吉利桥我家上代曾出资很大部分，所以桥址定位算是对我家的优惠。直到文革期间，门前的小河被填了，鱼行街与对岸的竹行埭合成一条阔马路，定名“向阳街”。八十年代以后，填没的河又重新挖开，恢复重建了“吉利桥”，我家老屋门前又见小桥流水景象了。
　　老屋共有三进，外面一进最破旧，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太，生活仅靠政府每月四元钱的救济款，很苦，因此我家不收她房钱。她看到我们非常客气，热情地向母亲打招呼，母亲从包里拿出一个月饼给她，老太千多万谢，说多少年没吃过月饼了。我看到她桌上的碗都是豁口的，有的破碎很厉害仍在用，碗里的菜是从河里捞来的，她烧饭的方法又很特别，先把米蒸一下，再炒至焦黄时，用开水冲泡，这样米粒就胀得又大又多，据说同样一斤米饭，这种煮法更“见多”些，但“入口即化”，仅仅骗骗嘴巴而已，一点也不耐饥的。走进第三进才是楼房，伯父和我家各分一半，都已租住人家。房客们看到我们娘俩“来讨房钿”，有的私下与母亲商量“一时不便，能否等几天想想办法”，母亲爽快地答应了他们。于是我们就在同里住了下来，晚上耽搁在舅舅家里。
　　第二天，母亲带我到同里街上走走，过新填街就到坝基闹市区，我看见镇上几乎家家人家都在剥莲心，剪鸡头肉，还有一种家庭副业就是“踏草绳”，用一台像缝纫机一般大小，装有上下两只喇叭口的机器，上面塞进稻草，下面用力脚踏，机器就吐出了草绳……同里街上卖焐熟山芋与苏州稍有不同，木架子一大锅熟山芋，买时不用秤称，而用竹筷扦串，你出多少钱，小贩就用筷子扦相应数量的山芋给你。小镇民风淳朴，那些挨户出粪的倒马桶人，还负责帮人洗涮干净。河埠滩头，只见她们把一些碎蚌壳、蚶壳等放入马桶，用竹质刷帚用力“哗啦哗啦”涮着……
　　突然，一个正在涮马桶的包头布女人，对着我母亲唤一声“吴全贞××”。母亲仔细辩认后记起这是自己小学同学，赶紧上前拉住她的手：哟，张凤年！长远勿见娜哉（同里方言“你”音作“娜”），俩人站着拉起家常来……分手后，母亲告诉我，这个老同学蛮苦恼的，解放前嫁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生了两个小孩。结果男人去台湾了，解放后财产归公，政府留给她一只竹榻匾和两条棉花毯，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过日脚确实很辛苦，故而相帮人家倒倒马桶。好在解放以后提倡“劳动人民最光荣”，倒也没有人轻视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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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母亲在镇上住了两天，母亲仅收到七八元钱房租，实在大家都有难处，也不能多说什么。于是，我们只好回苏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