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古国

陈 益

　　 　　　　　　　　　　　　　　　　　　　　　一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参加南京“长江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的一群考古学家，来到浙江良渚遗址参观。正是十年动乱之后刚刚从梦魇中醒来，重睹半个多世纪前考古先辈施昕更先生调查和发掘过的水塘，每个人心里都感慨良多。
汽车戛然而止，似乎也是累了。考古学家们在一幢农舍前歇息喝水，农舍旁边正是大观山果园。北京来的一位老人突然转向身边的教授，问：“你认为良渚在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
其实这是每个人心中都在盘桓的问题。教授思忖片刻说：“打个不太恰切的比方，假如说良渚文化是一个国家，这遗址就应当是它的首都。”
老人微笑，“我本来想说，四千多年前的古杭州，就是在这儿。现在西湖边的杭州，是后来逐步搬迁过去的……是突发奇想？还是有道理？”
正是傍晚时分，西沉的太阳悬挂在果园上，仿佛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周围的一切都被涂上了金红色，显示着一种动人而静谧的美丽。这果园，多少年来桃林桔林生长繁茂，树丛中唯有守林人的小屋，哪儿有都市的痕迹?
老人却说：“你看这儿地势较高，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古杭州应该是在这儿起步的，良渚很可能是当年的首都，就象现今西湖边上的杭州是南宋首都一样……”
日后的发掘，果然证实了老人的判断。占地千亩的果园，几乎全是良渚期人工堆筑的土台，且有大片红烧土遗存－－这正是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震动的莫角山遗址。
这位老人名叫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的土筑金字塔”的观点，正是这位考古界泰斗首先提出来的。
关于古杭州的推断，成为良渚研究中的一段佳话，流传至今。
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杭州”，被不知底里的后人称之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以及乌龟山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建筑遗址，是良渚人作礼仪之用的。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中，从大面积的红烧土坯堆积计算，大台基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这片人工土台，基址中居然还发现了大片夯层、夯窝、以及成排的大型柱洞。而据前几年在此挖土的农民反映，他们还曾经发现过一条壕沟，沟内竟有数米长的带有榫卯结构的大型方木构件！
如此大规模的人工堆筑台基，如此大面积的红烧土坯堆积，如此大型的柱洞以及方木构件，不能不引发一个惊人结论：
这里曾经有过高规格的建筑群体；
这里曾经是气势恢宏的原始宫殿！
四五千年前生产力尚处于原始状态，要建造如此宏伟的建筑，我们的先人要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要有怎样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怎不令人惊愕感慨！
显然，能够实施这样大规模工程的时代，已经出现了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二
城市，是人类栽种在地球上的绚烂的文明之花。
城的基本构造是房屋，房屋的基本构件是砖瓦。以泥土制成、具有文化内涵的砖瓦，它们的根究竟伸向何方？秦砖汉瓦的母胎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昆山市锦溪镇上的古砖瓦博物馆，藏品有千余种，其中有一块砖形红烧土格外引人注目，它或许可以算得是砖的鼻祖。
它已是呈不规则形的残块，但完整的一面仍然留有人工拍击的痕迹和芦苇的印痕。红褐色的砖块中，依然可以分辨出砻糠烧毁后遗存的黑色斑点。而它的硬度，足以承受作为墙面。
良渚砖，是在赵陵山遗址出土的。
当时的良渚人已经能够烧制造型完美、形态各异的陶器，黑皮陶、彩陶器构思巧妙，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不少器具上绘制了鱼、兽、人的图案，甚至有被专家认作原始文字的刻划符号。显然能够烧制出如此精美陶器的良渚人，完全能够烧制出建筑用砖，尽管我们目前能见到的，还只是砖的雏形。
砖如此，墙呢?
从赵陵山沿苏虹机场路东行数公里，可以到达水乡古镇千灯镇。镇中有少卿山，也是一座人工堆筑的良渚土台。土台北侧，在一次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一座房屋的遗址。
良渚墙体，是在遗址的基础面上发现的。基础面，是以红烧土砖块上垫多层黑灰和黏土堆筑而成。两段墙体，一段东墙，南北向，保存长约3米；一段在西南面，已倒坍，保存长约1.5米。从残墙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先民们是用两根竹子或芦苇并排作为经线，以五根竹（芦苇）为纬线，交叉编织而成。墙体匀称、美观、实用，埋入土内约20厘米深的地方，隔一段距离立一根木柱，用以固定墙体。然后再在墙上抹上黏土。这种墙，完全可以遮风挡雨，防备野兽，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用石膏套取了部分编织墙体，其余则用多层塑料薄膜和泥土覆盖，留待日后进一步发掘、研究，乃至复原良渚房屋的全貌。他们感叹：“这是‘江南第一墙呀！’”
离房屋十几米处，少卿山南部，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三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文物表明，它们与房屋遗址的年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北面的居住区和南面的墓葬区，构成了少卿山早期村落。在正建设中的少卿山公园荷花池底，也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块的堆积。这意味着，良渚文化早期这儿的村落范围是比较大的。
如果借用苏秉琦教授的说法，少卿山在当年曾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
　　　　　　　　　　　　　　　　　　　　　　　　　三
太湖流域的古城城外护城河宽阔，城内河流纵横，水陆城门并行，构成了著名的水城景观。现存的春秋古物苏州盘门水陆城门便是。然而，水城不是吴王阖闾的发明，早在良渚时期就有了。
寺墩，一座良渚时代的土筑金字塔，兀立于武进市郊的沃野中，墩上绿树森森，颇有气势。在考古发掘中，这儿出土了多处良渚文化墓葬，发现了大量玉器、石器和陶器。
令人分外感兴趣的是寺墩的水城结构。
它有一个高大的方形土台底座，边长约200米，高约10米，底座断崖下有一条宽20米的河道环绕，这是内河。外侧是一圈台地，良渚文化大墓就葬在这圈台地上。台地外侧是一片平地，三四百米开外又有一条河道环绕，这条外河宽约20米，长约3500米。外河内岸上也发现了良渚文化遗物。
整个寺墩遗址气势宏大，既有内河、外河两套河道，也有一些小河道与内、外城相通。这些小河道将台地和平地分割成数块，形成好几个自然区。
让我们想像一下它的形成过程：
人们先是在居住地的中心部位开挖出一条环形河道，将河道中掘出的泥土堆筑祭坛；接着在居住地的外围又挖出一道环形河，泥土继续运到中央，增高祭坛，堆筑墓地；再在内河和外河之间开挖许多小河道，将泥土加固墓地。当时有一些自然河道，他们利用了，更多的河道却是开挖的。
于是，一个太湖流域最早的水城形成了。它的内河与外河分别围着的，当是子城和大城。大城内建有子城（皇城），这中国古城特有的模式，或许正是滥觞于寺墩。
南京博物院的一位研究员在论文中有一个十分胆大的观点，即寺墩当年不仅仅是良渚古城，更是良渚古国。
良渚文化“古城古国”这一研究课题，最早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所谓古国，他认为，是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拥有彩陶、黑衣陶、精美玉器和“土筑金字塔”的良渚文化时代，是不是已经拥有这样的政治实体了呢?
在那个年代，不断发生的战争和债务，改变着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很多人由此渐渐沦为奴隶。手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兴旺，贫富差异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贵族阶层手中。为了争得更多的财富，氏族之间经常出现掠夺性战争。植根于部落、凌驾于联盟之上的社会组织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开始出现并统治社会。人们不仅制作大量的玉器，作为礼器和法器，还堆筑众多祭坛，祭祀天地、祖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应运而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戍。”所谓祀，就是宗教，就是观念，就是精神统治。所谓戍，就是军队，就是对外征战对内镇压。良渚大型祭坛，是祀的场所；而深阔的城河，不用说是为了戍。祀和戍是国家出现的典型标志。
自然，此时的古国与后世帝王扩张统一、封邦建国有很大区别。良渚文化社会，一国仅有一城，一城就有一国。
南京博物院的那位研究员，以考古学家的缜密和艺术家的浪漫，大胆地论证：良渚文化期的国家，那是夏商周三代成立的宗主国之前的古国。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林立着众多古国，我们不仿称之为“古国时代”。炎帝、黄帝、蚩尤等等古史传说中的帝王，其实正是国王。千万别低估了古国时代，那时的人们在官制、农业、水利、医药、土地丈量、人口统计、天文历法乃至文字方面取得的开拓性成就，后人至今还在受惠。古国时代是实行王位母系继承制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古史传说中的帝王，各自代表一个个古国；而众多的古国在广袤的地域内，又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文明整体。
这正是中华文明的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