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人的“神徽”

闻慧芬

　　 创造了中国最早最先进的玉文化的良渚人，思维方式也像玉琮一样既深邃发达又细腻流畅。千古不朽的玉琮镌刻着在灭顶的洪水来到之前，良渚人就日臻成熟的渴望团结和合的心迹。
每一件玉琮的任何一面都是半个面孔，左右相合，才是一幅完整的尊容。以浙江反山遗址出土的“琮王”为例，它重达6500克，是目前玉琮中最大的一件。“琮王”四面中间的直槽内刻有八个“神人兽面纹”，图案中间两个大圆圈十分引人注目，初一看谁都会将它们当作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两眼中间是鼻子，下面是嘴巴，眼睛上方那个稍小的人脸可以作为冠饰。然而再仔细端详，以整个图案为主体形象，冠饰为人脸，又会发现中间两个大圆圈是主体形象的两个硕大的乳房。这种巧妙的构思，传达了良渚人深沉的和合意识。
玉琮是良渚人用来沟通天、人、神的礼器，良渚人制作这种形状、图案的礼器，力图将四面八方的天人神都汇聚起来，达到沟通上的真正的圆满，成为具有无比法力、无上权威的结合体。这种意识是良渚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磨砺出来的先进的思辨方式。
同样的心理状态也反映在他们日常使用的陶器之中。
纵观良渚人的陶器，有一个特点似从未受人注意，那就是圆形和三角形主宰着他们的抽象思维。每件陶器从正面看去都是一个三角形或与上下两个三角形的组合体，而从上往下看又都是圆形。陶器上的纹饰也同样是圆形和三角形（或左右或上下）的变化组合。这个在数个遗址中出土的符号，实际是交叉合抱而成，以交叉点为圆心，圆心至边角为半径，可以看到八角都在圆之切点上的一个同心圆。这种重叠与赵陵山族徽一样，都是深沉思维的生动演绎，既表达了人类的天性，也表达了人类的悟性。在文字还没有产生的情况下，良渚人用刻划符号表达着与其他部落团结和合以求生息发展的强烈愿望。
所谓其他部落，当指同属东部地域、同为炎黄子孙的山东地区的龙山人。
在对财富有了更多私欲的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的战争更为频繁，良渚人与龙山人之间也未尝不是如此。战争既是一种破坏，也是部落之间融合交往的一种方式。只是，有关太湖地区部落战争的考古资料，以前并没有引起足够注意。
昆山赵陵山、常熟罗墩等处的遗址都发现了肢体不全、缺手少腿的遗骸，一般都将此作为贫富不均、等级有序的佐证，这未免有失偏颇。因为这些小型墓葬并没有像一般的祭祀墓那样被较有规则地按置在大墓的一侧，而且它们与大墓也不在同一个地层上。这些当是战死者的墓葬，他们被草草掩埋，唯一的随葬品贯耳壶则是他们生前征战时携水的必需品。
太湖地区发现过许多良渚古井，有些井与古代战争有联系。在江阴横塘峰，土墩高达七米，面积约二三千平方米，竟然发现四口水井。一般的灌溉用井当选在较低处，在高墩上挖井，除非是战争期间一方困守高墩时无奈的选择。这也说明了古代部落战争的紧张和残酷。再看井中出土的器物，夹沙陶贯耳壶、双鼻高颈壶、宽把带流杯等，都明显地带有龙山文化的特点。
原始社会末期的昆山赵陵山、嘉兴雀幕桥、江阴横塘峰、上海马桥等处，当是古代战争的历史舞台，它们的发掘，为现代人展示了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既相互抵御又互相交融的千古遗址。古代战争对部落之间文化的融合和提高，对原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对即将面临灭绝性天灾的良渚文化，有着十分重大深远的意义。
四千年前，良渚文化在其发祥地太湖地区失去了生存环境。《尚书.尧典》的所谓“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便是那个山崩地裂时代的记载。考古地层中不含任何文化物的文化间断层也印证了这一事实。但是良渚文化并没有因此而灭亡，通过和平的或是战争的方式，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已经兼容了，良渚的玉文化更是奇葩一支，永远地绽放在中华文明之国。
长江以北，与良渚文化有关的遗址，以海安青墩与陆庄两地最为典型。青墩地理位置靠近长江，遗址出土器物在上层晚期显现了龙山文化受良渚文化影响的现象，既有龙山文化的高柄杯，觚形杯，也见良渚文化的双鼻壶与玉锥形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墩中出土的陶器与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物有着惊人相似：陶豆圈足都用三角形，圆形镂孔装饰；釜形鼎都是最大腹经居下；杯上都刻划竹节形弦弧纹和瓦爿形圈足。最令人感慨的是，在两地的陶器上发现了同样的纹饰。
阜宁陆庄遗址处于废黄河南岸，与长江以南的良渚文化区相距300余公里，主要遗迹为三个灰坑，坑中主要遗物为陶器，以红陶为主，属于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器种则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出土的盆形鼎是晚期良渚文化的常见器物，其他陶罐、盆的盖及圈足也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同类器相同，陶器上的纹饰如弦纹、划纹、弦纹间短划纹等，也与良渚中、晚期的纹饰相同。
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融合在这片土地上就此拉开了序幕。在地理上，它们同属东方区域；在种族上，它们同属炎族子孙。合是顺乎民心、顺乎历史的大趋势。序幕以后的场景无疑更精彩。如果说，陆庄仅有的灰坑遗迹以及若干残破的陶片遗物，只能表明良渚人因战争可能在此作过短暂停留，那么，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则反映良渚人与这片土地已经共相生息。墓葬中有的深入基岩近一米，不仅出土有良渚文化因素的陶器，更有玉器。玉器无论在玉质、器形、纹饰上均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玉器相同，如18号墓与5号墓出土的简化带冠人面纹锥形器，上海福泉山遗址就有同类器；20号墓出土的玉瑗，在吴县张陵山4号墓中有同类器。如此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器物上都有我们前文所说过的良渚文化中的神人兽面的“神徽”。
良渚人发达的玉文化为东方夷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厚实基础，有此基础，夏代初期的“羿代夏政”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羿代夏政”，也即是夷人后羿取得了夏的政权。这段历史，《史记》未作记载，但在《吕氏春秋》、《左传》、《楚辞》等先秦文献中都有。也即是说，东方部族在夏王朝早期阶段占有一定优势。良渚以玉琮为重器的的玉文化，最终与中原的青铜文化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文明体系的重要组合，则又与“羿代夏政”有着因果关系。
后羿所以能代夏政，一方面是由于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融合后，山东、苏北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也由于后羿本人能力非凡。
夏代初期，洪水退去后，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所谓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便是那场旱灾的生动体现。“羿射九日”的神话就产生在这个年代。它表达了人民对英雄后羿治理旱灾能力的钦歆与崇拜。英雄崇拜此时已经开始取代远古的图腾崇拜，人开始认识到人的威力，政治的意识也就逐渐出现。《楚辞.天问》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渺其左目。河伯乃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这是人和神兽之间的争斗。按照图腾时代的规律，人、后羿肯定败诉，然而天帝、至高无上的神，却代表人发出了划时代的“人权宣言”，“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这是人高于兽、人胜于兽的新观点、新思维。在人的意识的成长进程中，神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先那种人兽糅合的怪异形象逐步让位于完全的“人”的形象。在更新的观念下，良渚的玉文化正好适应了统治阶级人治的需要。礼玉制度的诞生标志着良渚人的玉文化在中国文明社会中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良渚文化已生生不息地融入华夏文化的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