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先辈陈万里

王稼句

　　苏州人陈万里，名鹏，万里是他的字，取“鹏程万里”的意思，但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少为人知。陈万里生于１８９２年，１９１７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医科专门学校，当过北京大学、协和医院的医生，也在原国民政府担任过一些专管卫生医药的职务。但那时的人，知识都很丰富，兴趣也很广泛，所以除了本业，在别的方面也往往会有一两门内行。陈万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尽管他学的是医，本业之外的爱好却十分广泛。叶圣陶说过这样的话：“陈万里先生富于艺术天才，文艺、戏剧、绘画、书法，他没有一项不笃好，也没有一项不竭思尽力去擘摩。”这些“笃好”，不但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成就了他的一生业绩，其中最突出的，大概就是摄影。
　　陈万里的喜欢摄影，约在二十年代初，比刘半农还早一点，当时摄影并不普遍被认为是一种艺术，钱玄同甚至说“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在他眼里，“摄影太容易了，无论何人，五分钟之内包可学会”。陈万里在摄影由技术向艺术的认识过程中，进行了努力的实践，并积极予以倡导。他凡出游，都随身带着相机，一边进行摄影艺术的探索，一边也用它记录所见到的文物胜迹。有件事值得一提，１９２２年，他和顾颉刚一起从北京回苏州，在甪直拍摄了保圣寺的唐塑，当时这些佛像和塑壁尚未完全坍塌，顾颉刚著文呼吁对这些珍贵古物的保护，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日本美术史学者大村西崖就是从《小说月报》上读到顾颉刚的文章和陈万里的照片，才千里迢迢从东京来到甪直小镇，住了五天，归去后写下了很有影响的《吴郡奇迹：塑壁残影》。陈万里为保存甪直保圣寺的唐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因此在组织唐塑保存委员会时，也将他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列为委员。真正能体现陈万里在这一期间摄影艺术探索的，应该说就是他的摄影集《大风集》。
　　《大风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个人摄影集，这事我知道，但过去没有见过。１９９８年，我的一位朋友赵君，在北京旧书摊上，买到俞平伯先生家中散出的书什，其中便有这册《大风集》，承赵君的好意，将全书翻拍了寄给我，于是得以一读，也就可以将这罕见之书介绍给读者。
　　１９２４年６月，光社在中央公园举行了第一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陈万里选送了六十幅作品。展览结束后，在朋友们的怂恿下，他选了其中十二幅，以朴社的名义印成这册《大风集》。这书为十开本，布面精装，墨绿色的封面上烫银“大风集”三字，由马夷初题署，另标有“陈万里摄影集作品之一”等字样。书中除自序外，有俞平伯题词及钱稻孙、顾颉刚两位的序，至于作品则用八十四磅厚纸珂罗版精印，一页一幅作品，一页一张衬纸，装帧印刷都十分讲究。这十二件作品，显示了我国早期摄影的美学观念，即依据古典诗词与绘画的意境，拍摄风景或静物，没有人像，也没有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题材，艺术上也只是追求朦胧写意的效果，确乎还处于尚未成熟的阶段，但它不啻为我国摄影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关于《大风集》里的作品，钱稻孙有极好的介绍：
　　“集中《大风起兮》很有日本版画的浓淡趣味，有人看了要说照得不清楚底；可是谁能这样清楚地趣味深长地把北京的风尘照了出来呢？《上林春色》用清晰和模糊来分别宾主是摄影艺术底滋味，我稍嫌它篇幅矮了；能在短篱底上方多留些空白，左方篱中一柱高些，缠着些藤蔓，就很有中国趣味了。《殿后》底凄净和《淡烟寒日荻花秋》底凄凉，一悲一愁，两相对照起来，格外有意思。这荻秋一幅，记得石光展览会时所见是没有底，很可做妇人衣料的图案。《群羊》是集中最艺术底一幅，柔和底色调，霭叇底流韵，真令人恍惚神往。《栖霞云气》秀润有诗趣。《二乔倩影》位置色调均无间然。《春意》使我醺醉于拂颊底和风。《天龙寺远望》着实有青绿山水底滋味。《胥江帆影》妙在水平线高低恰好，风帆底长短恰称。《静》本是枯寂底地方，可是照来决不枯寂，确是华贵气象的寂静；画能到这地步，已不多见了，何况不容改削底摄影！《松石小景》竟是倪云林底清疏。诗味隽永底摄影，中国底艺术的摄影，可以做这个集子底简评吧。”
　　更重要的是，陈万里的自序及另外三人的题词和序，不但表现出这几位文化先辈对这一新兴艺术的热忱，并且从理论上预示了它的发展方向。陈万里的自序，着重提出摄影的民族化问题，而这正与五四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他说，摄影艺术“最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我这本册子，甚希望还出我的本色，使得它无愧为中国人的摄影集”。钱稻孙称陈万里是“真正感激于自然美而不能自己地用种种方法来创作成表现个性的艺术美，是他的全生活”，“这个集子的内容和这个集子的装帧意匠，可以表现了他那艺术的美生活的一部”。俞平伯的题词，则表达了对这门新兴艺术的支持，阐明了自己的摄影观，并对《大风集》作出较高的评价。因为这则题词未被《俞平伯研究资料》著录，也未被新近出版的十卷本《俞平伯全集》所收，可以视作一篇佚文，不妨抄录于下：
　　“以一心映现万物，不以万物役一心；遂觉合不伤密，离不病疏。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万里先生曰何如？题《大风集》首页。俞平伯十三年八月。”
　　《大风集》印出后，叶圣陶在《文学》第一四三期上有一篇介绍，其中写道：“他并不是只给死板的景物留下个迹象，乃是把景物的活泼的生命摄取出来，完成他的艺术创作。”新文化阵营的同道，为处于萌芽时期的摄影艺术争得一席之地而呼吁，在他们看来，陈万里的《大风集》已标志着中国摄影由技术而走向艺术。
　　当时《大风集》只印了一百册，以后也没有重印，经过七十多年来的风云沧桑，存于世间的，大概已寥寥无几了。赵君所得的这册，扉页上还有陈万里签赠俞平伯的字迹：“平伯先生教正，陈万里敬赠，一四，一，一”。可见《大风集》出版于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９２５年元旦，陈万里将书送给俞平伯。
　　还有一件事，１９２５年，陈万里随美国哈佛大学考察队去敦煌考古，从春至夏，历时约半年，归来后又以朴社的名义印了一本《西行日记》，１９２６年７月出版，叶圣陶介绍说：“除了考古方面，在这部日记里可以看见西北的社会、西北的民众。陈先生是无处不留心观察的，一种风俗，一句方言，一出戏文，一席闲谈，他都看作宝贵的材料，珍重地收在他的日记里。”叶圣陶还介绍说：“陈先生此行摄有照片三百多幅，其中写大漠景色的旷远，雕刻壁画的精妍，物质生活的简陋，都使没有远行的人仿佛身入其境。照例这些画片应该附在这日记里的，只因印刷费不充，未能做到。”即就当时来说，西北已是极遥远的地方，这三百多幅照片未能附印，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这些照片如今不知散落何处，也实在是让人牵念的一件事。就在这次西行途中，在陕西和甘肃县城的小摊上，他先后买得乾隆三十二年刻的《网师园唐诗笺》六册、康熙年间刻的《虎丘山志》四册，记写道：“故乡文献，连得两种，为之色喜。”
　　陈万里不但自己喜爱摄影，并且还组织同好，一起为发展我国的摄影艺术共同努力。１９２３年冬，他与吴郁周、吴辑熙等人发起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简称光社。当时光社社员不足三十人，前后活动时间也不到十年，但成绩卓然，为发展我国早期的摄影艺术事业作出了贡献。１９２８年出版了《北京光社年鉴》第一册，收社员拍摄的北京风景照片五十六件，卷首除刘半农的序外，陈万里还写了《小言》。１９２９年又出版了《北平光社年鉴》第二集，收社员拍摄的作品六十七件。１９２８年，陈万里与郎静山、胡伯翔、张珍侯、黄振玉、黄伯惠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他在当时摄影界是一位领袖式的人物。１９３０年，屠哲隐出版个人摄影集《哲隐摄影集》，请陈万里题字；１９４８年，郎静山出版个人摄影集《静山集锦》，请张大千、徐蔚南、陈万里三位写了序言。作为摄影界的前辈，建国以后，他被选为中国摄影学会理事。
　　除了摄影，陈万里在陶瓷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值得一说的。三十年代初，他正在浙江，对龙泉青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先后八次去龙泉考察古瓷窑遗址，写了不少独具见解的文章。１９３５年，《青瓷之调查及研究》（第一集）写成印出；１９３７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编的《越器图录》。不久又写了《瓷器与浙江》，１９４６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全书分两个部分二十二个专题，以浙瓷为研究范围，被称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至建国后的１９５０年，他奉调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陶瓷的研究，先后担任设计员、研究员、主任等职，曾多次赴福建、广东、江西等地调查，写了许多学术论文与专著。他关于瓷器的专著，有《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２年出版；《宋代北方民间瓷器》，朝花美术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出版，有图版三十三页。关于陶器，他编过两本书，一本是《陶枕》，朝花美术出版社１９５４年出版，收图版四十页；另一本是《陶俑》，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出版，有战国至明代的陶俑图版八十四件，并著录了它们的时代、釉色、出土地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