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千秋在   方圆一代新

陆　觉

富有江南特色的苏州城乡，素以建筑的精雅驰誉天下。古往今来，历代学者名流在吴门清丽幽邃的环境中吟风弄月，著书立说，而建造这些渠渠华屋的工匠们的运筹和技能，却很少留有翔实的记载，任由雨打风吹去。

在过去，“道器相分”的观念将从事“器”的工匠看得低人一等，旧知识分子“君子不器”的心态，无形中遏制了科技文化的进程，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的缺憾。其实，那些被称为“匠人”或“梓人”的工匠，本是造物之神的化身，早在东汉武梁祠画像石刻上就有持规执矩的半人半兽的图案（见附图），正是原始工匠的“留影”（一说这是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正在创造世界）。明代王夫之认为，道与器两者“互以相成”，不可分离。人的智慧是手脑联动的结果，世界上并无“思者”与“行者”的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意识与物质形态的相互促成才是获得进取、实现创新的必由之路。先辈们为这条真理的确认花费了漫长的时间，然而风气的转变并非一触可几，记录历代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专著，除了《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少数几种外，在许多领域仍然还是一片空白。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民主思潮唤起国民的爱国热忱，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水城苏州，有那么两个人，他们默默无闻地开始了历经三十余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在建国后的第十个国庆日来临之前，合作完成了一部被誉为“中国南方建筑唯一宝典”的大书《营造法原》。

1923年九月，与建筑学家刘敦桢一起留日归国的柳士英先生回到家乡，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办我国最早的建筑工程系。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创业的艰辛，意味着每走一步都得付出探索的代价。日本那一套不切合国情，他们的教学体制及设计思想不能为我国照搬，而华夏文明丰富的矿藏尚未充分发掘开采，建筑学在当时还是一片不毛之地。虽说就在那一年，朱启钤在尘封的古籍中使北宋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重见天日，但此书还有待梁思成的系统整理。当务之急是中国要有自己的建筑学方面的师资和教材，因为按教学计划，二年级就要开设“中西营造学”课程。苏州毕竟是人才荟萃之地，柳士英几经寻访，终于找到了时任鲁班协会会长的“香山帮”匠师姚承祖。工匠受聘执教，讲授中国建筑学，这是柳士英办事的胆识，苏州人思想的开明，也是谋求时代进步的科学决策，也正是“道器相成”的历史性觉悟的体现。

太湖之滨、香山脚下的智慧沃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以建筑为世业的能工巧匠，他们是“香山帮”建筑业先祖蒯祥的优秀子孙。姚承祖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名承祖，字汉章，别字补云，香山墅里村人，出身于建筑世家，从小随叔父姚开泰在苏州城内开设营造作，为苏州设计建造了数以千计的房屋，留存至今的有怡园“藕香榭”和木渎灵岩山寺的大雄宝殿等，都经过他的擘划修建。姚承祖深知文化的重要，缺乏知识的头脑只能墨守成规，因此他发愤自学，并出资在城中玄妙观旁创办“梓义小学”，在乡间开办“墅峰小学”，免费培养工匠子弟。开办学校是功在当代1、利在千秋的大事，作为一个手工业者，姚承祖表现出了高远眼光。

应聘任教后，姚承祖根据祖父姚灿庭所著的一套《梓业遗书》手稿，和其他家传秘籍、施工图册，加上自己的深厚积淀与丰富实践，在既有的“营造原图”基础上编写了作为讲义的《营造法原》的初稿，及时解决了教材问题。这部内涵丰富实在的书稿将建筑分门别类，详列名目、构造、用料、做法，甚至工日计价也一一列入。关键之处还编成口诀，以便记忆。然而，以现代建筑学的标准来要求，该书还有很大的距离。

1932年，刘敦桢将书稿给时任中国营造学社社长的建筑学家朱启钤审定。朱读后对《营造法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认为：书内较多的苏州方言及业内行话宜统一为国语和学术定名，以普遍适应建筑学界的广泛需求，并且其他图说难解之处也所在多有。1935年秋，刘敦桢又将书稿交给他的学生青年教师张至刚，郑重嘱咐他要从学术文化的高度给书稿作修改提炼，按现代建筑学教学的要求，从中概括出江南建筑的传统精华，使《营造法原》一书真正成为研究和整理江南建筑的经典之作。张至刚因刘师殷勤托付，又意识到此书是当时纪述江南建筑的唯一著作，就慨然答应，接受了这项工作。

张至刚，字镛森，苏州人。1926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后随校转入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张至刚的工作，实际是要在新旧时代文化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中进行推陈出新的转换和承前启后的对接。他除了要将原稿的文字部分按时代现实的更高要求与学术文献的科学规程，全面重组章节，改写原文，加入注解外，对原先配入的百余张插图及五十多幅实例图版，尚需逐一赴现场实测，然后按比例及制版要求手工绘制成清晰的图稿。他既要忠实于姚的原著，又要进行严密的校勘修订，必要时还得攀爬到檐椽梁架之间，仔细推敲琢磨，摸清遮蔽部位的来龙去脉，随即还原成一目了然的分解组合。对于刘敦桢的重托，他深感任务的艰巨。他明白这是一件要倾注毕生精力的大事，这也是一件值得他为之奋斗的对中国建筑界有着深远意义的大事。他出没于尘埃厚积、蛛网密布、光线幽暗、鼠虫出没的古代建筑的旮旯，甚至猫腰曲背钻进重檐翻轩，手足并用攀缘于月梁、斗拱或藻井，其辛苦和艰险可想而知。当遇到一些特例时，他就虚心向姚承祖请教，直到掌握其中的精要为止。为将典型难点化解成可供教示的案例，他和姚承祖还专门制作了可装可卸的实物模型，形象直观地帮助理解，收编入书。同时，张至刚还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改变原文，补充遗漏，订正讹误，加编辞解，加添表格，重绘图版，加增照片及插图等，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至刚碌碌奔波，数易寒暑的刻苦努力，《营造法原》一书是决不会在建筑界获得如此声誉和广泛影响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凝聚着姚张两人心血和汗水的《营造法原》终于在1937年夏完成了。全书计二十四章，约十二余万言，附图版五十二幅，插图七十一张。正当他们为合作的结晶举杯庆祝时，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中原，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神州。张至刚怀揣着视同生命的文稿，开始了人生颠簸动荡的八年。1939年6月18日，一代建筑巨匠姚承祖终于未能见到浸透了自己毕生心血的书稿出版，就在吴门撒手人寰，抱恨终天。在重庆沙坪坝，张至刚仰望长天，念念不忘实现姚承祖的遗志，与妻子王蕙英女士小心护持着文稿。在那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中，他一遍又一遍地精校细阅，直到抗战胜利回到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张至刚出于对祖国建设事业的挚爱，对文稿又作了进一步的整理、修改、充实。1959年7月，《营造法原》终于由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1986年8月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再版。散发着吴文化馨香的《营造法原》以其完善实用的优异特色成为当代建筑师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基础典籍和正宗范本，被敬奉为“至尊天书”，广为应用。姚承祖先生至此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似乎可以这么说，《营造法原》的出版，是对苏州建筑的地方特色的一次系统总结。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赖以成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奋勇接力，才能薪火相传，这里汇聚了千秋万代炎黄子孙道器相贯的无穷创造力。规矩千秋在，方圆一代新，《营造法原》所奠定的江南建筑的基本格调及其物化了的苏州古城，充分见证了吴文化无尽的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