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星悲欢录

开一代先河的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先生，在和张石川等一起创办“明星影片公司”时，主张由女性来饰演影片里的女主角。他自己编写剧本《孤儿救祖记》，是写一位名门的媳妇，丧夫成寡，她不顾封建束缚和社会压力，终于将“遗腹子”培育成才。剧本已完稿，其他工作也已准备就绪，独缺饰媳妇的女演员。

当时上海放映过不少外国早期电影，大多卖弄色情。一些摹仿西洋的国产片也不外是无聊的滑稽短片，低级庸俗，受到国人蔑视。何况中国历来歧视唱戏的戏子，“婊子，戏子，吹鼓手”成为侮辱演员的惯用语。郑正秋知道：要寻找一位在封建压迫的影响下的年轻女性，敢于挺身而出在“洋玩意儿”里抛头露面，出卖色相，真是非常困难，而且还要在影片里反对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更是难上加难。

郑正秋同时也想到：上海毕竟是个开新风之先的都市，青年男女在“五四”运动冲击下，又较早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只要影片公司尽力物色、发掘和培养，一定会有具有现代意识的年青女性，敢于反对旧事物，愿闯新天地，为艺术不惜牺牲，反抗压迫，也借艺术倾吐蕴蓄在内心的情怀。果然，“明星公司”开创不久，先后就有四位女性前来投身电影界，她们是王汉伦、杨耐梅、宣景琳和张织云。她们为“明星”主演了不少“寓教于乐，改造社会”的伦理社会悲剧。这四位女明星当时被誉称为“明星”的“四大金刚”，而其中王汉伦和宣景琳是道道地地的苏州人。

王汉伦和宣景琳的早期影片《孤儿救祖记》、《玉梨魂》、《苦儿弱女》、《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女》等，我因出生已晚，无缘欣赏，只有听到父辈们对她们的赞誉；宣景琳后期主演的《姊妹花》，给我留下很深影响。直到五十年代初，我进入电影界，竟有幸和她们两位前辈同组学习，她们在写“自传”时，因下笔困难，就要我代劳。她们曾毫不隐讳地告诉我她们在旧时代的不幸遭遇，还绘声绘色地畅谈谋求自立、要求自新，曾对种种压力予以不折不挠的反抗经过。诉者动情，听者动容。当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时过五十年，我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王汉伦原姓彭，名字剑青，苏州葑门人。彭家是苏州望族，葑门有彭家的贞节牌坊和祠堂。父亲历任过安徽招商局、制造局督办，后告老迁居上海。王汉伦母亲早亡，她因无母爱而孤单，常常独自在闺房里静坐终日。少女时代寄读在教会办的上海圣玛丽女校，平时不见人，假日不回家，除攻读英语外，爱读西方名著。欧美各国女性要求自由、平等，以及自立的精神，使她钦佩，成为她未来人生的榜样。十六岁那年，父亲病故，失去了唯一支持她求学和深造的支柱。她的哥哥自以为“长兄为父”，利诱哄骗，要她出嫁给东北奉天煤矿的张督办。因为张督办在奉天与日本方面有密切关系，哥哥想攀此姻亲而使自己在上海有利可图。张督办本人倒也年轻有为。亲友们也认为是天作之合一对美满佳偶。在兄嫂的劝解下，王汉伦也认为自己即使读书，毕业后未必能自立，空有志向，难以实现，就欣然允婚。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就是旧时代妇女的婚姻前途。王汉伦在与张督办结婚后，不得不跟随丈夫远离她父母遗留给她的上海老家，千里迢迢去当她的督办太太。豪华的住宅，阔绰的生活，加上花天酒地的交际应酬，对一个爱虚荣的女性当然心满意足，可是王汉伦却对这种奢侈而又无聊的生活感到厌烦。丈夫在婚姻前答应她继续升学的要求，置若罔闻，只许她在金丝笼里过着被宠爱又受限制的生活。更使她不能忍受的是她发现丈夫竟与日本妓女厮混。她不但失去忠诚的爱情，感情破裂，更使她难受的是自己在人格上受到侮辱。她既失望又悲伤，毅然扔弃无耻的丈夫，离开东北，重返上海。

她到上海，住在父亲遗留给她的家里，和兄嫂住在一起。她为了谋求自立，先去学校当英文老师，又在英美烟草公司当打字员，赚钱贴补兄嫂的生活费用。可是丈夫不断写信来要她回东北，兄嫂也百般劝解。她就是固执地表示不愿再言归于好。

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郑正秋发现，请她担任《孤儿救祖记》的女主角，因为从王汉伦的出身、气质以及性格，尤其是了解王汉伦婚姻经历后，认为她是最佳人选。果然，在拍片的过程中，王汉伦在郑正秋和张石川的启发下，把自己和角色融合在一起，终于塑造出一位在封建家庭里敢于冒犯族规，冲破桎梏，谋求自立的现代女性。《孤儿救祖记》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有较大影响的伦理悲剧的长故事片。王汉伦本人也因此一举成名。

王汉伦登上银幕，不仅仅为了世俗的名利或满足虚荣心，而是显示出中国女性要求自立、自强的潜在力量，可是哥哥不断地以她违反族规为由施加种种压力，不许她继续演戏。她丈夫特地到上海来当日商洋行买办，想利用妻子“电影明星”的名望，抬高自己地位。王汉伦在高压和诱骗面前，不为所动，一心谋取自立，不断地拍片。可是她摆脱了家庭束缚，却跌进了社会的陷阱。她应约去南洋随片登台演出，她希望能得到更大的酬劳，不料上当受骗，空手而返，而且被造谣污蔑，让哥哥和丈夫找到藉口，蓄意破坏。她仍不屈服，但知道自己在艺术上已有成就，就决定自费拍戏，成立“汉伦影片公司”，以最低的成本，拍出最好的影片。终获成功：在国内外放映，受到赞赏。正在她名利双收之际，别人以为她一定是再接再厉，获取更大名利，却不料她在登上高峰时，戛然而止，退出影坛，不再拍电影。从此，可以不受名利的污染，也不受盘剥和凌辱。她更不希罕这顶“电影明星”的虚荣桂冠，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开办“汉伦美容院”。她要把女同胞化妆为纯真天然的美女，成为像她那样从心灵到容颜都具有高尚、自信、受人尊敬的女性。

虽然抗战八年，加上三年内战，使她生活贫困，她还是不愿重登市侩气的银幕，渡过艰难而漫长的岁月，直至解放。她踏上新的人生旅途，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老电影工作者。

当宣景琳回忆她的一生时，脸上露出又哀伤又忧忿的神色，她的身世仿佛是故意编出来的故事，却又真实可信，令人心酸。

宣景琳原籍苏州，她母亲在出嫁前和外婆一起靠绣花为生。由她舅舅的介绍，嫁给在上海当报贩的父亲，就此来到上海。那时的报贩，没有工资，靠自己每天去推销和零售。父亲一早到望平街去领各种大报和小报，除向定户投送外，还要一路叫卖，卖完为止。一天下来，疲劳不堪，所得不够一家糊口。

父母结婚后，共生了三女一男。宣景琳最小。她生下四个月，父亲就病死。外婆说宣景琳命硬克死父亲，想把她送掉，母亲舍不得，苦苦哀求才留下她。母亲和大姊挑起生活重担，不得不将一个妹妹送人和当童养媳，供最小的弟妹读书。

宣景琳读过私塾，因淘气和同学吵架而退学。她又入教会办的慕尔堂念书，虽不交学费，但不愿忍受有钱同学对她的歧视而离校。最后，由在“笑舞台”当案目的舅舅介绍，跟人学唱京戏。她看戏成瘾，除京戏外，也爱看郑正秋演的“文明戏”。不久，母死兄病，她万不得已卖身妓院，少女时代就堕入火坑。

宣景琳过了几年卖笑生涯，梦想跳出这个吃人的深渊，把希望寄托在海上名绅之子王六公子身上。王公子虽对她一片痴情，然而父亲绝对不肯让儿子与妓女结婚。两人长期陷于既不能结合又难舍难分的痛苦情境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正秋选中宣景琳来演《最后之良心》的反派配角，发现她有演戏才能，就接连让她演几部影片。宣景琳拍影戏不为出名，也不想出风头，只想积蓄酬金为自己赎身，改变身份。不料她的秘密被人发现，积蓄被没收。她的希望破灭，也不能再拍戏。郑正秋知道后，就由“明星”出钱为她赎身，还亲自编写一部妓女生活的剧本《上海一妇人》，请宣景琳主演。她现身说法，揭露社会罪恶，受到观众赞赏，宣景琳正式成为“电影明星”。

宣景琳获得了人身自由，又有了“电影明星”的身份，就要王公子名正言顺地向父母提出，双双成婚。可是王父仍以她出身低贱，婚后不许进王家大门。

婚后宣景琳获得新生，不断拍片。然丈夫却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压力，更因电影圈内外对宣景琳的流言蜚语，使他们夫妻产生误会，以致失和，最后不得不分手。

宣景琳因婚姻破裂而彻底省悟：一个女人有了自由，还要自立。她并不因此而屈服和气馁，而是加倍努力，拼命拍戏。郑正秋也给她更多机会。在他的力作《姊妹花》里请她饰演老母这一重要角色，几场感人肺腑的戏，加上她娴熟而突出的表演，非但使影片增加艺术光辉，她也从此被誉为“中国第一老太婆”。

继《姊妹花》之后，她又接二连三的拍戏。这些影片的女主角都由年轻女明星担任，她只轮到中年妇女角色，而且是配角。宣景琳并不计较，她只希望多演戏，使自己的银幕形象印刻在千万观众心上！

然后，宣景琳毕竟不再年轻，身体衰弱，加上内心悒闷和拍戏的辛劳，终于病倒。从此，人们都以“人老珠黄不值钱”为由，不再请她拍戏。她从此退出影坛。

戏不能演了，日子还是要过。她以过去电影明星的声誉作为她的嫁妆再嫁。可惜对方虽有家财，却浪荡成性，坐吃山空。即使如此，抗战爆发后，她拒绝为汉奸拍片。抗战胜利，她也不再演戏。直到解放，才进“上影剧团”，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她又演了几部影片。她八十大庆，厂领导和剧团演员们前去拜寿，她在笑声中接受后辈们对她的祝贺和敬重。